章仲鍔先生是我的朋友，多年來我一直習慣叫他老章。
1983年，我還住在山西的小城榆次，接到一封信，是老章寫來的。他開門見山自我介紹，說剛剛調到《當代》，想了解我的創作情況，當然，也要為刊物約約稿。那時的資訊遠不及現在發達，人與人的聯繫基本靠書信。
在約定的日子裡，我到車站接他。遠遠走來一個瘦高的中年人，身著那時很流行的黃色風衣，頭髮濃黑，面色蒼白，握手很用力。自我介紹後，眼鏡後面的那雙眼睛裡閃著略帶調皮的笑意。這個略帶調皮的笑意後來就定格在我對老章的記憶中。
當時的榆次還沒有公共汽車，更談不上計程車，人們日常出行主要憑藉自行車。見面後，我問他能否坐「二等車」，他略有遲疑，我忙拍拍自行車解釋，所謂「二等車」就是自行車后座。老章樂著點頭說沒問題，於是，我們在這輛自行車上開始了最初的交往。
老章那年四十八歲，正是意氣風發的年代，胸中有不少「宏大」計畫。後來的「晉軍崛起」就是老章等人的手筆，編髮了不少產生過全國性影響的好稿子。當年也住在榆次的作家鄭義的兩部代表作《遠村》和《老井》都是老章編髮的。
和老章見面自然要談創作，而我有個習慣，在作品未完成之前是不會透露給出版方的。這樣做一來避免給自己增加壓力；二來也為作品選擇與誰合作留有餘地。老章似乎並不急著尋根問底，只是閑聊，說說北京文壇的新鮮事，也說說他編髮過的好稿子。聊著聊著，話題就回到了創作。老章說看過我發在《人民文學》的短篇小說，也看過我發在《當代》的中篇小說，他很喜歡，認為有自己的風格，希望我的創作能沿這樣的路子往下走。其實，現在回過頭來看那些中短篇小說，不管從什麼角度都只能說「幼稚」，以至於這兩年我屢次拒絕了一些出版社將它們收入選編本的要求。但當年老章的一番話還是給了我鼓舞，我於是告訴他，手頭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想通過對一個縣從農村到鄉鎮再到縣城的全景描寫，折射整個中國社會的變遷。
我沒有講自己怎樣寫，只講了小說中可能涉及的生活和人物，也講了其中的一些小故事。老章很專註地聽，基本不插話，有時會思索地點頭，看得出他很興奮。這種興奮是對一部潛在好作品的敏感，在我與其他優秀的編輯家們合作時常常可以看到。我們很快達成協議，這部作品完成後一定交給《當代》，由他編髮。
那一時期，常有刊物和出版社向我約稿，但自從與老章的第一次見面後，將手頭沒有完成的長篇小說日後交給老章並與《當代》合作的想法在那些年從未動搖過。這不僅是因為我看重《當代》的影響，更因為對老章及後來《當代》其他「老章們」的信任。
我是在1984年年初回到北京，春節前把文稿交給老章的，當時心裡多少有些當回事，畢竟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那時我還沒有見過電腦，寫作都是一筆一畫寫在稿紙上。四十萬字的稿子足有幾公斤重，坐火車來京時須臾不敢離身。怕萬一有個閃失，重寫一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春節之後沒過多久，老章告訴我，稿子已看了，「相當不錯，估計會有反響」，這是他的原話，語氣平平沒有一點波瀾。我想讓他多談，老章說「還得交主編看」，讓我耐心等結果。
結果很快出來了，《新星》決定發在當年的《當代》增刊上。還有問題，就是書名。《新星》在寫作的一年多時間裡，我一直定名為《古陵》，我寫的故事就發生在古陵縣，新來的縣委書記在古老而窮困的縣裡展開了一系列事業與愛情的作為。老章說「古陵」二字容易引起歧義，讀者會以為是一部「考古」的書，古代的陵墓嘛，這樣的書名不利於「銷售」。於是開始想新的書名，有不少方案，老章還開玩笑，說這本書應當叫「縣委書記的從政指南」，「很多人會從中學到一整套政治智慧」。後來出書時使用了《新星》，還是老章想出來的。
《新星》確定出版之後，我很快回到山西榆次，接著寫《夜與晝》，主人公仍是李向南，只不過將故事的發生地挪到了京城，寫大都市在社會變革中的陣痛，上至國家最高層，下至社會最底層，全書寫了三教九流近百個人物。如果說《新星》是用一個縣來縮寫整個中國，《夜與晝》則是用一個京都來縮寫了。沒有二話，這部作品當然給了老章和《當代》。現在看《夜與晝》的內容也還有一點點「尖銳」，而在當年，《當代》編髮這部作品時整個編輯部確實都捏了一把汗。由此也能看出，一部作品的發表，作者與出版者是共擔風險的，很多時候，出版者承擔的風險甚至更大，這也是中國特殊的國情，唯有當事者才知道編輯們承受的壓力。幸而1986年年初《夜與晝》發表時正趕上《新星》電視連續劇熱播，那期《當代》緊急加印，郵局買《當代》的人排起了長隊，老章和《當代》的朋友們似乎比我更高興。
那些年，老章頻繁「出使」山西，見作家約稿子，「戰績卓著」。我後來才知道，老章在見我之前已是京城的「四大名編」之一，很多作家都以能和老章合作為榮。我們熟悉了，也會說些閑話，老章說自己早年也是文學青年，頗寫過一些作品，粉碎「四人幫」後，在北京、上海等知名的文學刊物上發過不少小說，有些還放在頭條。問他為什麼不寫了，老章笑著搖頭，說當編輯的年頭多了，經常和名家合作，手裡過的好稿子太多，難免「眼高手低」，對自己的文字就不大看得上眼了。
因為自己也寫小說，老章對於寫作又多了一層理解。他特別善於從創作的角度理解作品，並提出恰當可行的建議。這或許也是老章作為編輯家的獨特魅力。
當年我住在榆次，常年埋頭寫作，與文化界交往不多，老章來了，會講些新鮮見聞，如文藝界發生的大事，作家們的趣聞，編輯部為一部稿子引發的爭論。說起同行，總是說這個編輯如何有眼光，那個編輯對作者如何關照，話里透著寬厚和大度。老章頗為得意的一件事是發表王朔的《空中小姐》，那是他從一大堆郵寄的來稿中發現的。王朔後來又在《當代》發表過很多作品，在中國文壇形成了獨特影響。想他和我一樣，會對老章心存感激。
老章也會發一些小牢騷，最常說的是有些作者對編輯不理解，以為編輯們只願意發名家的作品。老章說，作為編輯，他當然願意和名家合作，因為名家之所以成為名家，是因為他們確實有創作實力。但名家也會失手，他就碰到過不止一次這種令人尷尬的事情。約來的名家稿子並不理想，既然當編輯就得有擔當，該退稿就得退稿，不想得罪人也得得罪人，「得為讀者負責」。
老章說，有些作者在投稿時特意做了記號，比如在中間的某頁放一根頭髮，或故意把最後兩頁粘在一起。若收到退稿時發現這些記號原封未動就很不高興，指責編輯「勢利眼」，不負責任，不是名家的稿子都懶得讀完就退了。老章不免憤憤，說作為一個好編輯，就應當對稿件有出奇的敏銳度，一部好作品（哪怕有毛病，需要修改）只需讀很少的部分甚至開頭幾頁，就會有感覺，哪裡還需要讀完最後一頁才下結論？就好像一個美食家，面對一大桌菜，他一眼就應當判斷出哪個菜最好吃，色香味俱佳。而一盤菜端上來，如果第一口就不好吃，不是味，他也大可不必非得把這盤菜全部吃完才能點評。
我是在2008年10月3日晚聽到章仲鍔先生去世的消息的，心中的震驚無法言說。聽他的女兒說，老章在去世前幾天還能下床散步，誰也沒有料到他竟這樣悄悄地走了，甚至沒有驚動任何朋友。
或許老章自己也沒有做好準備，據說年初老章還打算寫回憶錄，特別找出了許多他親手編髮的作品，包括那本刊登了《新星》的《當代》，給家人一一講述當年令他得意的往事。老章應當把那些故事寫出來，讓人們從一個編輯家的角度了解新時期文學的發展歷程。我是在1980年開始寫作的，作為一個作家，我能和章仲鍔先生以及章仲鍔先生們合作，是我的幸運。新時期文學因為這些編輯家的努力，因為他們的敬業和智慧，才使得一批批作品應時代的變化源源不斷。文學的繁榮和多彩也因為這些編輯家的勞動才成為可能。
10月9日，我參加了章仲鍔先生的遺體告別，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安卧在鮮花叢中的老章和過去一樣，臉上帶著淡淡的笑意。來向他告別的人很多，不僅有眾多同行同事，還有不少像我這樣感念他的作家。一個編輯家以這種方式落幕，應當並不遺憾。
章仲鍔先生雖然沒有親手寫下回憶錄，但在這幾十年中他編髮過的大量優秀作品無一不銘刻著他的生命印記，這也是對他最好的告慰。
深切懷念章仲鍔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