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我的多部長篇小說是先由《當代》發表，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影響較大的有《新星》《夜與晝》《衰與榮》等。
那段時間，秦兆陽先生已經從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行政職務上退下來，任《當代》主編。
聽編輯部朋友們講，他這個主編絕非掛名，凡刊物發表的重要作品須經秦老親自把關，他不僅會對稿件提出具體中肯的修改意見，有時還會披掛上陣親自改稿。
我曾聽《新星》的責編章仲鍔講過一則逸事。
發表在《當代》的紀實作品《一個冬天的童話》，作者遇羅錦是遇羅克的妹妹，遇羅克在「文革」中曾因為反抗血統論而遭受迫害，不僅累及全家並且本人最終被槍殺。遇羅克一家的慘痛經歷特別折射出「文革」的荒誕和殘忍。但三十年前的中國文壇還面臨著許多禁忌，發表這樣一部作品，編輯部可能會有被批判甚至被封殺的風險。斟酌再三，秦老最終還是拍板發表，這在當時是需要一些膽略的。作品發表後確實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而編輯們津津樂道的是，由於作者初次寫作，某些文字尚顯稚嫩，某些地方分寸把握也欠妥，秦老不僅扛著政治上的風險，亦親自上陣「捉刀代筆」。章仲鍔曾對我一一提示秦老的「筆跡」，確顯出其在當時情況下把握作品的周到和文學功力。
我和秦老接觸比較多的一次是長篇小說《衰與榮》發表之前。
由於此前《當代》已在1984年和1986年分別發表過《新星》和《夜與晝》，於是，當我完成《衰與榮》的寫作時，時任《當代》副主編的朱盛昌和編輯部主任的何啟治親自到我居住的山西榆次看稿。看稿過程很順利，兩位均表示滿意，又說這樣的「重量級」稿件回京後還要向秦老彙報。據我了解，當時的秦兆陽先生年事已高，且身體不好，一般稿子就由朱、何兩位會同編輯部的編輯們定奪了，但重大題材或可能引發爭議的作品則要呈秦老親自審閱把關，《衰與榮》就在此列。我自忖有前兩部作品順利發表為基礎，且朱、何兩位編輯部負責人十分支持《衰與榮》，秦老那裡應當不會有大的問題。然而，就在我回北京等待「意見」的幾天，編輯部傳來了「不幸」的消息，說秦兆陽先生已看過部分章節，對作品有很大保留，甚至提出「不發」或「緩發」。
我當然有些「沒想到」。朱盛昌解釋說，由於視力差，秦老已沒有精力看稿子的全部了，只能先聽編輯部彙報，然後藉助放大鏡看可能發生爭議或出現問題的部分。《衰與榮》全篇近六十萬字，描繪了京都近百個人物、幾十個家庭，特別突出了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不平衡心理及掙扎，和不同年齡段人之間的觀念嬗變與衝突，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看，有些內容是「尖銳」的。
記得我當時對朱盛昌頗有些「意見」，覺得編輯部這樣的做法並不妥當，一部六十萬字的作品，只挑出其中的十來萬字最有可能引起爭議的「尖銳」內容拿給秦老審讀，很容易「通不過」。
兩天後，秦老請我去他家裡面談，一同去的還有朱盛昌和何啟治。
秦老家住離故宮不遠的東黃城根一個樸素的四合小院，是解放後他用自己的稿費買下的。小院有兩進，秦老住在里院正房，屋裡四處堆滿了書，空餘之地除了書櫃和幾把椅子幾乎沒有別的擺設。牆上掛著幾幅秦老自書的字畫，透著書卷氣。
那是1987年10月，外面還很暖，但屋裡陰涼，已生起煤爐，穿著一件中式小棉襖的秦老正拿著放大鏡坐在沙發上看稿。見我進來，秦老笑吟吟地站起握手讓我坐在他身邊，並不談稿子，而是拉家常問起我在榆次的生活，平日怎樣寫作。聽我說除了寫作基本不參與社會上的各種活動和應酬時，秦老臉上現出真誠的羨慕，說：你們是趕上了好時候，能夠在生命最好的階段寫作，而我，現在雖然有很多想法，但身體已經不行了。
秦兆陽先生的遭遇我早聽過一些，也算文藝界比較著名的「右派」了。他生於1916年，1957年因發表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受到批判，繼而被下放到廣西柳州工廠勞動，直到1979年平反後才回到北京。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秦老剛剛四十一歲，正是1987年我完成《衰與榮》的年齡。想到這些，不由得對老人更多了些理解和尊重。秦老顯然並不願回憶歷史，很快把話題轉到了現實。他說自己現在身體不行了，不僅不可能去外地旅遊，就連在北京文藝界的活動也極少參加。他指著堆在四處的稿子說：「有限的精力就只能看看稿子了，是工作，也是一份責任。」
秦老坦率告訴我，《衰與榮》他已斷斷續續看了一部分，編輯部希望能在1987年的最後一期發表，他還有些猶豫，想和我交換一下意見。他覺得特別需要斟酌的是書中關於上層生活和上層人物的描寫，擔心會惹來麻煩。秦老說：「對我個人，麻煩是無所謂的，我年紀大了，無官無欲，怕的是給刊物和編輯部惹來麻煩。我們有一個好的陣地很不容易，要好好地保護，不要因為一些本可以避免的原因而被停刊。」他舉了一些被點名和受到處分的刊物和報紙。然後說，我不欣賞匹夫之勇，要的是大智大勇。他又說，你還年輕，創作的時間還很長，不要計較一時的得失，要的是能夠長期堅持創作並且作品能夠發表，這才是最重要的。哪怕暫時受一點委屈包括做一點妥協，哪怕有些作品暫時發表不了，都要從長計議。話說到這裡，他開始一一曆數他的朋友們在二十多年前怎樣由於一部作品、一篇文章而獲罪，以至於被戴帽、被流放、被批鬥，他說，雖然現在平反了，但倖存下來的已經不多，而仍能保持創作能力的更是少之又少。
秦老那天的一個中心觀點是，「既要保護作家，還要保護刊物」。
秦老把「保護」二字看得很重，但他又強調，保護不是目的，重要是能夠「戰鬥」。他以驕傲的口氣一一曆數《當代》這些年發表的引起強烈反響的好作品，認為這才是腳踏實地地推動歷史。
這次談話之後我還去過秦老家一兩次，當面向他解釋關於《衰與榮》的創作和想法，包括他所疑慮的那些內容。秦老每次都很安靜地聽，偶爾也會提一兩個問題，聲音不高，表情綿善。
後來聽朱盛昌說，為了更加穩妥，秦老曾將編輯部的全體人員召集到一起，要求他們都讀一讀《衰與榮》，並且各自談談自己的意見。當年那些年輕的編輯如洪清波、周昌義等都全力支持了《衰與榮》。秦老終於鄭重地做出決定，在當年的最後一期和次年的第一期《當代》全文發表《衰與榮》。
我是又一次在秦老家中聽秦老親自告訴我這個決定的，心裡自然很高興。記得秦老對我說，他少年時雄心勃勃，不到二十歲就開始了文學創作，幾十年來辦過報紙也辦過刊物，算是有些閱歷了。但一個大型文學期刊在不到五年的時間，發表同一個作家的系列作品近二百萬字，為「五四」以來所僅見。這句話落在了我的記憶深處。秦老又說，我要感謝你對《當代》的支持，當然，這也是《當代》對你的支持。既然決定發表了，我是主編，出了問題我負責任。
那次談話已過去二十多年，秦老也早已離開了我們，我常常會憶起與他的這段交往。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不事喧囂的正直；作為一個編輯家，他長者的寬厚和對後輩無私的扶植，已經得到了社會公論。他走了，他的書後人還在讀；他參與推出的作品，豐富了中國新時期的文學畫廊。而由他主持的《當代》雜誌更秉持著對現實主義的執著在數年中堅守著知識分子的人文理想。
作為一個作家，我曾和《當代》的多位編輯有過合作，我感謝他們。這是我的幸運。
懷念秦兆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