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萬》是我的第一篇小說，在《人民文學》發表後，曾獲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一等獎。小說發表後，一些人認為能在頂級刊物發表處女作，一定通過了某種關係。關於此事我從未用文字說過。現在說，也是由於與這篇小說不相干的原因。
1980年，正是大批知青上大學的年代，還在工廠當工人的我並不想上大學，於是將寫小說當成改變命運的一個途徑。《三千萬》寫好後直接寄給《人民文學》，當時並不認識編輯部的任何編輯。大約一個月後收到回信，因為是下班時收到的，未來得及拆。當晚廠里要放電影，回家匆匆吃過晚飯，拿著凳子到空場上佔座。二十多年前外省文化生活極少，看電影算是享受，但也就是找片空地，前面拉一塊大白布，人們各拿板凳找地方坐下，單等天黑開演。
信是等待電影開場前拆開的。之所以未及時拆信，還有一個原因，因為初學寫作，稿子的命運如何，在我有很大懸念。黃昏下將信撕開，是一個叫王青風的編輯寫的（他至今還在《人民文學》工作），他從大量來稿中發現了這篇稿子，認為有新意，但存在若干不足，希望做些修改。這封信使那時尚年輕的我很有些激動，我至今很感念王青風。
接下來自然是在單位請假去北京改稿，二十多年前的《人民文學》編輯部上上下下對我這樣一個「文學新人」給予了非常熱誠的接待和鼓勵，那時的人情冷暖與世風與今天大不相同。
《三千萬》之後，我又陸續寫了些中短篇小說。以現在的眼光看，都算不得什麼，藝術的不成熟是顯然的，想表達的東西也過於直白。我已想好，將來若有機會出文集，《新星》之前的作品都不會選入。說來也有意思，那一時期的幼稚寫作倒常常得獎，後來寫得好些了，反而沒有得過什麼獎，倒是不時引起爭議。
《新星》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動筆時是1982年秋天，寫完交給《當代》，已經是1984年春節過後了。據我所知，一般作者大都經歷這樣的過程，先短篇，再中篇，再長篇。當然也有例外，一出手就是長篇，如《飄》《紅樓夢》《西遊記》等。但我想，他們恐怕也會有短篇習作的階段。
這些年，常有不相識的朋友寄來稿件，動輒十幾萬、幾十萬字，希望我提意見並幫助推薦出版社。我在《文學是一條寂寞的小路》中曾勸這些朋友先有溫飽，再言寫作，得到了很多人認同。但也有些人不解，覺得柯雲路言不由衷，「你自己將文學當成事業，為何反勸別人不走這條路？」
我當然是熱愛文學的，不單把它當飯碗，還在其中寄託了人生的責任與理想。但我能堅持下來還有一個原因，是這條路對我來說相對順暢。我從短篇寫起，再寫中篇、長篇，也有一個成長成熟的過程，對於文學本身的認識和寫作技巧也是一步步掌握的。現在看自己早期的作品，即使是許多讀者比較認同的《新星》《夜與晝》，我也能看出許多不足。
假如我一上來就寫長篇，以那時的「功力」，我還駕馭不了大的社會性題材，即使下很大功夫，用好幾年時間，也不大可能成功。接下來的命運肯定是不斷被退稿，即使我堅持，所謂「敗不餒」，可能至今也難發表什麼作品。
這也算一點體會吧。
常有人被退稿後抱怨編輯們不負責任。《新星》的責編章仲鍔先生是我的好友，是相當敬業的，在職時曾編髮過大量優秀作品，用「編輯家」形容他一點不為過。我曾看過他編髮的一些稿件，上面圈圈點點，通順句子，刪繁就簡，改錯別字，處處可看到他對稿件的潤色，而這些勞動通常是「幕後」的，是不計報酬也沒有名分的。他也曾發牢騷，說到一些作者對編輯的誤解。有人在稿件寄出前特意將最後幾頁做某種粘連，或在某一頁夾帶髮絲之類，以測試編輯們是否認真逐頁看過稿子。若稿件退回時，看到粘連處並未打開，或髮絲還夾在原處，會很受傷害，覺得不被尊重。但編輯們也有苦衷，用章仲鍔的話說：「一盤菜端上來，色香味是否俱佳，並不需要把它全部吃完就可得出結論。一篇稿子，我可能只翻閱一部分就知作品能否造就，而不需要全部看完才能下判斷。」
寫出這些，是希望熱愛文學的朋友們少走彎路。即使你熱愛寫作，欲將之定為終身追求的事業，也不要一上來就嘗試鴻篇巨製。最好從短文開始，一點點掌握寫作的技能和規律。成功了知道為什麼能成功，失敗了也知道為什麼會失敗。即使有小小的挫折也能面對。
你努力了，心存著對未來的美好嚮往。你從短文處先得到小小的成功，這些小成功既是積聚寫大作品的能量和經驗，也是信心和激勵，再一步一個腳印，「積小勝為大勝」，直到有一天，寫出心目中的偉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