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12月去山西農村插隊的，那時的口號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文革」結束後，按照相關規定，下鄉就成了我的第一份工作。
20世紀60年代中國很窮，學生下鄉的行李非常簡單，除了必備的衣物，我箱子裡帶得最多的是書籍。那是我的一份「財產」，是高中以來從父母每月給的生活費中節省下來一本一本買來收藏的。因為裝了書，我的箱子很沉，到縣裡接知青的農民在搬運時不解地議論：「裝了甚了，這麼個沉。」可不，裡面有歷史書，有文學名著，更多的是那時我收集到的東西方比較權威的哲學著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按照我對自己的設想，我想進最好的大學，並且全部志願都填「哲學系」，我那時的志向是當哲學家。
那些年農村正在開展「農業學大寨」，除了種地，農閑也歇不下來，要興修水利，積肥，要修大寨田。勞動強度很大，營養卻談不上。但我每天收工回來，還是抓緊時間儘可能地讀書做筆記，對農村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
作為知識青年，我至今還小有得意的是，我們為村裡建了第一個養豬場，開了第一個豆腐房，我還帶領幾個同學利用回京探親的機會到北京協和醫院學了針灸，為老鄉看病，很得老鄉的信任。為了準確掌握穴位，治療聾啞病人，我還讓一起學習的同伴在我的後腦扎「啞門穴」親身體驗，那屬於禁區，扎不好有生命危險。為做糖化飼料，我當時一個人住在山腳的土窯洞里，窯洞沒門只掛一個棉門帘。山上常有野狼出沒，那時年輕，有點天不怕地不怕的勁頭，現在想想還有些後怕。至於我們開豬場、豆腐房，不僅改善了農民生活，也增加了隊里的收入，使老鄉對我們刮目相看，覺得「還是大城市裡來的知識青年有本事」。
我立意搞文學是其後很久的事了。從1980年寫第一部短篇小說開始，我已寫了二十部長篇小說，還寫了不少哲學、心理學、文化學著作。翻開我的文學作品，大量記錄著我當年對農村生活的感受和那裡的風土人情。我通過我的人物曾很詳細地寫過怎樣做豆腐，怎樣做糖化飼料，秋收時怎樣在場上揚場，春種時怎樣在地里播種。這些都是那個年代的印記。
最重要的是，在我插隊的四年中，通過與社會底層人民血肉相融的共同生活，我獲得了一個作家最為寶貴的生活體驗。我至今能夠生動地感知農民的喜怒哀樂，並且對他們有著深刻的認同。而這，是一個作家創作生命取之不盡的源泉。
插隊很苦，記得我第一年回家探親時帶回了一條被子，被裡一片片暗紅色的血漬，是臭蟲跳蚤咬後撓破了沾在上面的，已不能再用。母親當時就嘆息了，這條被裡亦成為她多少年的話題，說我在農村受了苦。
確實有些苦，但它也是我生命的營養。
我很懷念為我提供了第一份工作的小村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