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正是大批知青上大學的年代。我並不想上大學，卻想到了寫小說。
我的父親「文革」前在建工部工作，算得上中國的概預算專家。「文革」期間下放幹校，再分配就到了山西省輕工局。父親到太原後一邊做具體的圖紙設計，同時還和朋友合寫了一本《工業與民用建築工程概算編製手冊》。這本書在「文革」後出版，辭典一樣的厚度，是非常專業化的書籍，不搞這行的人是不可能感興趣的，但問世後很受歡迎，一再加印，有好幾年成為王府井書店的暢銷書。
我那些年在榆次當工人，離太原幾十公里，坐公共汽車一小時車程。周末常會回家看望父母，也聽父親聊聊工作上的事。父親是個單純的知識分子，不善社交，但若聊到自己的專業領域，談鋒之健，談興之濃，可用「滔滔不絕」形容。
建設一個項目，從立項到設計到施工，很重要的環節是概預算（概算與預算）。一個工程需要多少錢，大到廠房的材料，小到一顆螺絲釘，事先都要詳細計算價錢，這就是概預算。
那幾年父親經手審核的項目常常預算超標，有些項目初始預算一千萬元，等到地基打好，開始起樓的時候，建設方就要求追加預算，這時，上級單位要派專家下去審核。父親在建築上的概預算眼光專業到什麼程度呢？不誇張地說，只要他在工地上站一站，到處走走，多看上幾眼，就可大致估算出這個項目的基本造價。
這也是一種博弈。建設方要拚命提高造價，追加投資，作為監督方的專家要在審查時擠出水分，對虛報的資金項目予以剔除。
父親在工作上嚴謹認真，常用的口頭語是「硬碰硬」。但這種作風顯然少不了碰釘子，所以常為此煩惱，感嘆自己不懂「關係學」，容易得罪人。經他審核的項目有時一「砍」就是幾百萬，甚至上千萬。我回到家裡，父親會如遇知音般講出他的故事，如哪一項工程造假，被他審查；哪一項工程有貓膩，被他發現。
這就成為了我第一篇小說的素材。
《三千萬》寫的是一個未竣工的維尼綸廠，從最初的總概算五千萬，十年來一而再，再而三地因為超支而追加投資，已經花了一億五千萬元。這個「鬍子工程」又提出要再花三千萬來掃尾竣工，於是，建工局長丁猛帶著預算專家錢工親臨現場，排除干擾，將三千萬砍成一千五百萬。
小說寫好後直接寄給了《人民文學》，大約一個月後收到回信，因為是下班時收到的，未來得及拆封。記得那天晚上廠里要放電影，回家匆匆吃過晚飯，拿著凳子到空場上佔座，先到的位置會稍好一些。二十多年前的榆次小城文化生活極少，看電影算得上是一種享受了，但也就是找一片空地，前面拉一塊大白布，人們各拿板凳找地方坐下，單等天黑下來開演。
信是等待電影開場時拆開的。之所以未及時拆信，還有一個原因：稿子的命運如何，在我很有懸念。黃昏下將信撕開，是一個叫王青風的編輯寫的。他從大量來稿中發現了這篇稿子，認為有新意，但存在若干不足，希望做些修改。這封信使那時尚年輕的我有些激動，我至今很感念王青風。
接下來自然是在單位請假去北京改稿。
《三千萬》在《人民文學》發表後，獲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一等獎。那時也曾有人猜測，能在頂級刊物發表處女作，一定通過了某種關係。其實我在此前並不認識《人民文學》的任何一個人。我只能說，自己遇到了非常敬業的編輯。
這篇小說的發表，使柯雲路走上了文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