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12月離開北京到山西插隊的。
到村裡不久，就趕上了農曆新年，也就是中國人最重視的春節了。
農村不像城市，沒有星期天和公休日，特別是農業學大寨期間，農民一年到頭在地里幹活，莊稼收了，還要大搞農田水利建設，除了下雨，每天都得出工。但春節不一樣，勞累了一年，過年的時候得好好歇歇，「吃點好的」。那時的農村還相當窮困，常年不夠吃，平日里窩頭鹹菜能吃飽就是好的。但老話是「窮年不窮節」，再窮的日子，過節不能馬虎。
一進臘月，男人們還有一搭沒一搭地出著工，女人們卻早早就忙開了，要拆洗被褥打掃房屋，要為全家老少每一口人都準備出新衣新褲，包括腳上的新鞋。這是一項大工程，平日里要抽空納好鞋底，要把不能再穿的舊衣服拆洗乾淨，備成新襖新褲的里子。
這還不算，還要蒸饃炸糕，把正月里的主食準備出來。先要一籠籠地蒸饃，蒸好後晾掉水汽，一層層碼進缸里，到時隨吃隨取。糕也一樣，山西炸糕用的是黃米，磨成面和好後先要上籠蒸熟，再趁熱揉成一團，揉好後揪成一個一個的劑子壓扁，可直接炸，也可在裡面放上棗泥豆沙之類。炸成金黃色時撈出，一層層壓入小一點的缸中，也是隨吃隨取，但吃前一定得上籠蒸透，否則硬得沒法吃。
殺羊宰豬是年前最熱鬧的時刻，殺好後隊里按人頭分配。平日農民的飯桌上是見不到肉的，肉領回家後要按照不同的用途分類處置。羊肉可以剁餡包餃子，還可以汆丸子；豬肉的做法就多了，村裡一位公認的能人很得意地「教」過我怎樣將二斤豬肉做成八個肉菜：扣肉，咕咾肉，過油肉，紅燒肉……不一而足。對於當時的農村，談論吃食，誰吃過什麼，一種東西怎樣吃又怎樣做，都是極有吸引力的話題。
我和一些知青則被村民們紛紛拉到家裡，為他們題寫春聯。
年就在這樣的期待和準備中一天天臨近了。
知青們都是第一次出遠門，節前就有人被「電報」叫走。那時回京要跟隊里請假，一般是家裡拍個「急事速歸」的電報，雖然都知道是個借口，隊里也就准了。臨到年根，村裡的知青大多還在，我們仍像平日一樣每日出工，不可能也無從像農民那樣準備過年。
記得除夕那天，十幾個知青還商量著晚上吃點什麼，農民們早早把我們分別拉到各自的家裡，說早就準備好了，一定要去家裡吃年夜飯。
我去的這家有四口人，大叔大嬸、未出嫁的女兒和小兒子。一進門炕桌上已擺滿冷盤，有拌粉條、土豆絲、炒豆腐等，中間是剛剛點上火的火鍋，灶上籠屜里熱著蒸饃和炸糕。大叔說我是城裡來的「大學生」，堅持把我讓到炕桌的「首席」，我坐好後他方坐下，小兒子才跟著上炕，大嬸和女兒一邊一個側在炕沿，並不正經吃，要忙著端菜上飯。就著燙好的酒吃了一陣冷盤，火鍋沸騰起來，掀開蓋子，鍋底鋪著白菜，依次一層層碼放著炸土豆、粉條、肉塊、炸豆腐、肉丸子，咕嘟咕嘟地冒著氣。
這就是當地農民待客最隆重的菜式了。
我們邊吃邊聊，大嬸問我家裡有幾口人，父母現在哪裡。那時我的父母正準備下幹校，妹妹剛在工廠上班，未成年的弟弟去了內蒙古。我據實告訴他們，一家人邊聽邊嘆，說「可憐一家人分了好幾處」，又說「你們這大過年的也回不了家」。我忙解釋，是我自己想留下來在村裡過年的。大叔又信又不太信地點點頭：「既來了，就安心過，哪一方水土也養人。」我便不再說明。
除夕後半夜起，村裡零零星星響起鞭炮。那時的農民還很窮，能買百響一掛的小鞭就很不錯了。燃放前先將編起的炮捻解開，一個一個地點，孩子們成群結隊地從這家燃到那家。大年初一，看誰家門前的炮屑多，說明誰家來年的運道好。而這炮屑，初五之前是不興掃掉的。
由於大年三十睡得太晚，我是在初一半前晌才走到街上的。猛然眼前一亮，但見家家戶戶、老老少少都喜氣洋洋地立在街口，每個人都一身新襖新褲，包括腳上的新鞋。這使還是平日勞動打扮的知青們很是扎眼。去家裡磕頭拜年被當作舊風俗早已禁止，人們就在街口互道過年好，問候的同時也用目光彼此打量，看誰家的新衣最合體，誰家的花襖最漂亮。從這兒就能看出誰家的日子過得好，誰家的女人能幹。
我從小到大自然已過過不少年，但那個年讓我感覺特別新鮮，也是我至今印象最深的「年」。那在眼前晃動的新襖新褲，那冒著熱氣香氣襲人的火鍋，都成了我對「過年」最形象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