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城市長大的，真正接觸窮苦百姓，是在20世紀60—70年代當知青的那段生活。
我插隊的地方在山西絳縣，縣城周圍是半山區，布滿大大小小的村落。那時的農民整天在地里刨食，但溫飽仍然成為需要奮鬥的目標。
這樣的生活條件，病了，只有挺著，條件好一點的家庭會買幾顆鎮痛片，實在難受了，吃一兩顆壓一壓。於是，我和隊里的幾位知青決定自學針灸，這在當時是幾乎用不著投資的技能。只需買一盒針灸針、幾包藥棉就可以了。我們還專程到北京找醫生學習，回村後就開始演練起來。
先在自己身上練，進針的技術「高」了一點，就在同伴身上練。等到「酸脹痛麻」的感覺都找到以後，開始大著膽子給村民治病。幾針紮下去，普通的頭痛腦熱、關節病還真治好了一些。於是，一傳十，十傳百，我們的針灸漸漸有了些聲名。
我那時正在為村裡的養豬場試驗「糖化飼料」，獨自住在村外的一個小房子里。鄰村有個聾啞小伙兒，父母長年生病，底下還有沒長大的弟弟妹妹等著吃喝，家裡就他一個全勞力。聽說針灸能治病，一天夜裡找到我的住處，希望我為他治病。
我那時膽子再大，也不敢冒這樣的險，所以很堅決地拒絕了。小夥子並不泄氣，每天收工吃過夜飯，會走十多里山路到我的小房子里，後來索性背來鋪蓋，晚上和我睡一個土炕。
我動了心，把那時能找到的中醫書和針灸書翻了個遍，還在自己身上扎針尋找經絡感覺。也實在不忍心再拒絕他，遂決心試著為他治病。
開始還真有點效果，聽力有了提高。在他的耳邊擊掌、大聲喊叫，竟然有了反應。於是我們都興奮起來。這樣扎了一陣，他的進步更為明顯，離開七八步、十多步遠的距離擊掌，他也能聽到。但時間長了，效果開始減弱，以至於不再進步。以我那時的「醫術」，是不可能將他的病治好的，看他早早晚晚的趕路太辛苦，就勸他不要再來。小夥子很執拗，照舊每天披星戴月地趕來，那時報上常有針灸治病的消息，他不知從哪裡找到這些報紙，剪成巴掌大的小塊放在身上，拿來給我打氣。
我於是專門回村，讓其餘會針灸的知青拿我做試驗。書上說，後頸的啞門穴對治聾啞有效果，但又被稱為「死穴」，萬一進針不慎或進針過深會出人命。以我現在對醫學知識的掌握和對身體的珍愛，大概不會輕易做這種試驗的。但那時竟然也做了。眼一閉，同伴的針就紮下去了，然後一點點進深，直到悚然一下如觸電般貫徹全身才停止。
我並沒有治好小夥子的聾啞，只是稍許改善了他的聽力，但我們由此成了朋友。他常會抽空看我並帶來「禮物」。以他家的窮困，他能夠帶給我的只是幾顆剛從樹上摘下的紅棗之類。
他每次都堅持看著我把他的「禮物」吃下去，那一臉的憨笑與滿足是我至今看到的最善良的表情。
小夥子窮，而且殘疾。直到我離開，他仍然很窮。
但他從不抱怨。
他渴望健康，渴望生活得好一些。他也爭取，不放棄努力；但對命運，他又抱著樂觀通達的態度。
雖然我離開插隊的村莊已經三十多年，但是那些歲月常常出現在夢中。
對這些窮苦人的親近和了解，成就了我作為一個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文情懷。而作為一個普通人，每當我面對困境時想起這些人的人生與掙扎，就會覺得自己的各種所謂痛苦很有些「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