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畢業後，我如願考入北京101中學。
擔任高一語文課的女老師姓吳，中年，相貌有些特別，用那時學生們的評價，就是有點「洋氣」。還記得第一次上作文課，我低頭在課桌上認真地寫著，忽然發現身後立著的吳老師，她顯然已經不動聲色地看了好一會兒。我有點不自在，又有一點得意，因為從小學起，我的作文就受到老師賞識，並且常常會被張掛在教室的牆上成為範文。
幾天後，吳老師把我叫到語文教研室，問我是不是很喜歡寫作文。吳老師說：「學校有一份學生辦的刊物，叫《圓明園文藝》，現在需要更新人手，你願不願意參加？」我一時沒有準備。停了一會兒，吳老師又說：「編輯部的工作量比較大，如果你願意干，還要做好準備，把工作和學習的關係安排好。」
這裡要說明的是，之所以叫《圓明園文藝》，是因為101中學就建在圓明園舊址上。
不久，我成了《圓明園文藝》的副主編，一年後的高二，又成為主編。
《圓明園文藝》是個櫥窗式刊物，三個很大的玻璃窗，貼滿學生們的作品。每兩周出一期，面向全校學生徵稿。稿件形式自由多樣，詩歌、散文、小說、雜談均可。各班的語文科代表就是刊物的通訊員。我們定期開會，與那些正式出版的刊物一樣，徵集來的稿件也要一一由編輯部審閱，討論後再決定哪些稿子可以採用。決定採用的稿件還要挑出幾篇放在重點位置推出。這樣，當所有的稿件都定下來之後，編輯部將買來的漂亮稿紙分發至稿源所在班的語文科代表，由科代表安排本班書法最好的同學用鋼筆字謄寫出來，並請有繪畫特長的同學配以精美的刊頭、刊花。這樣，新的刊物出來，既是美文的比賽，還是書法和藝術的展示。
當主編是我學生時代的一段經歷。之前寫作文，一般只會考慮自己怎樣寫好，但作為主編，編稿子的過程則訓練了另一種眼光。在挑選和欣賞那些優秀稿件時，我常常會想，這篇稿子到底好在哪裡，為什麼會吸引人？同樣題目如果讓我來寫，我會採用怎樣不同的角度？
這樣，邊編稿子邊學習，我的寫作能力也在提高。
那時，每當新一期《圓明園文藝》出刊時，學校的廣播站會用高音喇叭在課間多次向全校廣播。在午飯和晚飯前後，玻璃櫥窗前會密密麻麻地圍滿了學生，寫作者都是相互認識的人，人們邊看邊議論，氣氛好不熱鬧。我常常會和編輯部的其他同學遠遠站在一邊看著，心裡得到的滿足大概與今天的正式刊物暢銷時的編輯們心情相仿。
還未等到高三畢業，「文革」爆發。因為吳老師的丈夫是1957年的「右派」，受其株連，她成為學校最早一批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屢次被批鬥，被罰干最臟最苦的活兒，被剃陰陽頭，受盡污辱。性格剛烈的她選擇了在學校宿舍里上吊自殺。
那時《圓明園文藝》早已停刊，並被批為「毒草叢」，我也因此成了「修正主義苗子」挨了幾張大字報。這在今天看來算不上事情的事情卻對當年的一個中學生有一點壓力。當吳老師的遺體被蓋上床單從宿舍里抬出時，我遠遠地看著，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複雜感受。
成為作家之後，關於「文革」我寫了《芙蓉國》《蒙昧》《那個夏天你幹了什麼》等五部長篇小說。那是我對這段重要歷史的反思與記憶。而當年那個單純的理想青年對「文革」的理性思考和懷疑，其發軔點之一，或許和吳老師的不幸遭遇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