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黃河》結緣，始於三十年前的《黃河》創刊號，長篇小說《孤島》就發表在創刊號上。
說起《孤島》的創作和發表，還有一點「小故事」。三十年來，我寫了近二十部長篇，這些作品有的是歷經多年準備，收集大量資料，寫創作札記等，如全景式描寫「文革」的《芙蓉國》，距20世紀末提筆寫作時，我準備了近二十年；有的作品則是「臨時起意」，《孤島》就是這樣一本書。
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新星》，這無論從起筆時間還是發表時間上看都是毫無疑義的。但其實，若論作品的完成時間，《孤島》卻在其之前。
《新星》之前，我已發表了若干中短篇小說，心中自然有了寫長篇小說的想法。《新星》是1982年夏秋之際動筆的，寫作過程還算順利，但初冬的一個夜晚，我在外面散步時靈感突至，一個構思生生擠了進來，就是《孤島》。
故事的大致情節是：夏日的一場大雨衝垮了鐵路，將行進中的一列火車圍困在一片汪洋中。男主人公孫策在火車上邂逅了曾經的戀人、已成為著名影星的蘭秋。而此時的蘭秋早已結婚，丈夫朱江正帶領攝製組在同一列火車上。孫策還意外遇到了一同坐過監獄、視他為恩人的崔天寶——他並不知道後者正因團伙殺人受到警方追捕。巧合的是，孫策還遭遇了當年挾嫌報復將他送進監獄的仇人古雪峰和他的兒子古偉民。
大雨如注，在火車即將傾覆之際，孫策帶領著上千名乘客轉移至附近的一個高地，這片高地就成為人類暫時棲息的孤島。小說就此展開。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困厄之地，我希望將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凝縮其中，而複雜的人性也能隨之一層層剝開。
孫策作為危難時刻挺身而出的領袖，理所當然地負有帶領人類戰勝飢餓、疾病折磨的責任，而手持武器的崔天寶等犯罪分子更在混亂中瘋狂地孤注一擲，將古雪峰和一個兒童劫持為人質。人類的生命隨時受到暴力的威脅。
曾經的戀人蘭秋在饑寒交迫中奄奄一息，面對孤島即將覆滅的命運，她告訴孫策，她一生真正的愛只給過孫策，她要使自己痛苦的愛情回到它的歸宿。
洪水終於把孤島淹沒了，人們在沒膝深的水中一排一排列成圓圈，緊緊相倚，婦女、抱著孩子的男人被圍在高一些的地方。洪水中與苦難做鬥爭的人類社會凝鑄成一個鎮靜的群體。他們正視了苦難，也正視著苦難的終結：死亡。
這是我將之稱為「哲理小說」的一部作品，與「現實主義」的《新星》不同，是我對象徵主義手法的首次嘗試。
《孤島》很快完成了，我沒有急於發表，而是沉下心來接著寫《新星》。
20世紀80年代，中國正興起「文學熱」，一部作品往往會引發今人難以想像的「社會反響」。我那時得過幾個獎，尚屬「新秀」，卻已常常收到約稿。
這期間《當代》的章仲鍔來山西組稿，他在當時被稱為京城的「四大名編」之一，推出過不少好作品，對山西作家也多有扶植，「晉軍崛起」的口號似乎就是他首提的。那時我和鄭義都住在榆次，他特意中途下車停留。章仲鍔是個溫和隨性之人，見面並不直接約稿，而是天南地北地神侃。比如誰誰又寫了部什麼樣的作品，自己又編髮了什麼好稿子，文壇有哪些新鮮見聞之類。也會自然而然地談起創作。我告訴他正在寫一部從縣到公社再到村落的長篇小說，希望縮影整個中國現實。他很感興趣，希望我講幾個細節。他聽得有些興奮，說這篇稿子他要了，寫好後一定交給《當代》，由他親自編髮。
《新星》於1984年新年伊始交給《當代》，當年很快就發表了。
記憶中《黃河》正是於1984年下半年開始籌備的，這在省作協是件大事。不少駐會作家都參與了籌備。那時《新星》已經有了點響動。我自然將《孤島》的出版提上日程。多年來我有個習慣，對自己的作品是「守株待兔」的。小說沒寫完，一般不披露，也很少事先答應給哪家刊物或出版社。原因很簡單，一旦說出去了，讓對方有了期待，難免給自己增加壓力。寫作是份辛苦活兒，我希望給自己留點餘地。哪怕寫完了一時找不到刊物發表，也絕不願事先張揚。
然而，《孤島》的命運相對曲折些。我曾先後給過北京、上海的幾家大型文學期刊，他們雖然都極為熱情地約過稿，但看過稿子後都覺得不適合發表。認為「故事很吸引人」、「人物性格鮮活、生動」，但同時，對這樣的稿子不大有把握，覺得「有點抽象」、「不貼近現實」、「突出個人英雄主義」，有人甚至提出，《孤島》的「政治傾向有問題」。這在今天似乎不可思議，但在三十年前是相當正常的。恰在這時，北嶽出版社來榆次約稿，我談了《孤島》的構思，他們願意出版。沒過幾天，《黃河》籌辦的消息傳到榆次並向我正式約稿，「作為省內作家，自然應責無旁貸地支持」。
那時寫作不像現在，要用鋼筆在稿紙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寫，我還有個習慣，只用北京的藍黑墨水，有時要從北京買上大大的一瓶帶回榆次。遇到好用的稿紙也儘可能地攢上一些，當時《山西文學》的稿紙就相當好用。我現在還保留著許多長篇小說的手稿。且不說手稿，只說謄寫稿，一部長篇小說就是厚厚的一大摞，當然只能謄寫一份。哪像現在寫作，對著電腦敲敲打打，稿子寫成後滑鼠一點，想發給誰就發給誰。
雖然與北嶽出版社談了出版意向，稿子並未交出去，於是先給了《黃河》，也向他們說明《孤島》曾遭遇退稿，想聽聽他們的意見。記得負責籌備的韓石山讀了，認為發表沒有任何問題，非常堅定地表態《孤島》是部好稿子，而且要發在創刊號上。北嶽出版社自然是不高興的，說刊物發了，會影響書的銷量，希望直接由他們出版。
這就讓我有些為難，於是找了正主持工作的西戎老師。他了解情況後當即表示，親自出面與出版社協調，說服他們待《黃河》發表後再出版。
我是在1985年年初拿到《黃河》創刊號的，看到《孤島》順利發表，心裡自然是高興的。聽《黃河》的朋友們說，這期刊物很受歡迎，印了數萬冊。北京廣播電台很快在「小說連播」中播出，因為電台的覆蓋面廣，連榆次的許多人都聽到了廣播。此後不久，北嶽出版社也出版了《孤島》。以後數年又有多家出版社多次再版。我一直記得《黃河》對這部作品的支持與肯定，也一直保留著《黃河》創刊號。
《孤島》與《新星》是同一時期的作品，創作風格不同，但聯繫起來解讀，在某種意義上，《孤島》是《新星》的抽象版本。《新星》所具有的基本要素、男人間的權謀較量、男女間的情感衝突，在《孤島》中幾乎一一對應。所不同的是，故事是在一個洪水包圍的孤島上發生的，《新星》所具有的種種社會性內容在這裡都被抽象了。
現在回顧《孤島》，我對自己的創作又有了一點新的認識。可以說，我是有一點「孤島」情結的。除了發表在《黃河》創刊號上的這一部，我後來又寫過兩部「孤島」小說，分別是長篇小說《嫉妒之研究》和《那個夏天你幹了什麼》。
在《嫉妒之研究》中，我將一群作家、記者、編輯、演員等集中到一起，在經歷了種種感情糾纏和嫉妒心理的折磨後，因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流落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當所有求生的嘗試都告失敗後，絕境中的人們對生命有了新的認識，覺得過去在嫉妒中活著，真是可笑。
《那個夏天你幹了什麼》則將故事放在「文革」的大背景下。一所學校建在遠離大陸的孤島上，在動亂中一位老師被學生們批判、打倒，最終用亂石砸死。然而，多年後這位老師卻受到了全體學生的紀念。每年忌日，他的墓地會堆滿鮮花。小說含蓄地表述了人性的複雜；表明了人是怎樣在正義的口號下對他人實行著最殘忍的迫害；記憶又怎樣「利己」地改造著歷史；人們是怎樣在對歷史的反思中迴避著自己的責任；而「弒父」這一人類的情結又怎樣在社會提供的機會中冠冕堂皇地張揚著進步的旗幟。
由西戎老師當年支持《黃河》刊登《孤島》，還勾起許多回憶。
我從1980年開始寫作後，結識了山西的許多文學前輩，如被稱為「西李馬胡孫」的西戎、李束為、馬烽、胡正、孫謙等，我和他們都有過或多或少的接觸，感覺他們都是品德高尚的人，對後輩的點滴成績有著發自內心的欣慰並盡其所能地提攜。可惜因為長期住在榆次，後來又去了北京，和他們交往不多。比較起來，西戎和胡正兩位前輩因為主持工作見面多些，我至今還記得西戎老師和我談話時的殷殷之情與滿臉期待。
還特別想提的是與胡正老師的一次接觸。1986年，中國作協組團訪美，我是成員之一。那一年因為《新星》電視劇熱播，我一時成為「名人」，每天訪客不斷。我不喜歡這種熱鬧，更擔心應酬太多耽誤創作，於是在牆上貼出「遠方來客談話請勿超過十分鐘」，茶几玻璃板下壓著字條「談話請短」。當省作協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