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並非作家，但生前寫過好幾本書，有的還成為暢銷書。最重要的著作《工業與民用建築工程概算編製手冊》僅字數就達百萬，稱得上「大部頭」了。
這部書的寫作，還得從「文革」前說起。
父親是搞建築的，專業是工程概預算。他在這個領域專業到什麼程度呢？用一句不誇張的話說，他站在一幢大樓前，能夠根據大樓的規模和使用的建築材料，很快估算出它的造價——細化到一噸水泥、一顆螺絲釘的價格。「文革」前父親在建工部工作，主管概預算這一塊。我家那時住在百萬庄的建工部大院。「文革」來了，一家人被分了幾塊，我去了山西農村插隊，弟弟隨大流到內蒙古兵團，父母下放河南幹校，原來的家自然不能保留，只留下一間房給在北京當工人的妹妹居住。簡單的幾件傢具被捆紮著運到幹校，一個家就這樣散了。
1970年深秋，我在農村接到父親來信，說幹校要解散，但建工部已被取消，北京是回不去了，人員需重新分配。因我在山西，父親申請來了太原。
接信後我急匆匆趕到太原，見面時他們也才下火車不久，行李還未及打開，散亂地堆在地上——不過是幾隻箱子和雜物。問到傢具，父親說都是公家的，離開幹校時要求全部上繳，只好到這裡再想辦法了。
經過一番周折，父親分到了十六平方米的一間平房，一張雙人床，一張單人床，加上帶來的一台使用了十幾年的縫紉機、一個放碗的小竹櫃和兩隻木箱，家當雖然少得可憐，卻已將屋子堆得滿滿當當。
父親所住的大雜院據說解放前是山西一個財務大員的宅邸，在我的長篇小說《衰與榮》的某些章節中可大致看到這個院落的規模和格局，確實不小，擠住著幾十戶人家。家家戶戶門前都堆放著煤和雜物。父親也很快拉來幾噸煤堆在房前。山西是個盛產煤的地方，取暖做飯都要靠煤糕。打煤糕是力氣活，得摻上燒土反覆攪拌，用水和好後製成磚坯樣大小，再晾乾壘起。我那時年輕，多次幫父母打過煤糕。用水更困難些，前後院幾十戶人家只有兩個水龍頭，洗洗涮涮全在這裡。那年代還未有洗衣機，愛乾淨的母親隔三岔五就得抱著一大盆搓洗好的衣服到水龍頭處排隊。
那是一段苦日子，好在父母很快就適應了，而父親的寫作也在安家後不久開始。
書的合作者金宗鎬先生是與父親一起下放到太原的，分配到另一單位。一日老友相聚，說起時下的混亂，許多建築單位缺乏基本的概預算常識，鬧出不少笑話。說著說著兩人就動了心，決定寫一本書，覺得「一定會有人需要」。至於將來怎麼出版，「管他的，先幹起來再說」。
先要查閱和收集資料，這就忙了好一陣。20世紀70年代，整個社會雖然已過了最亂的階段，但資料遺失和無人管理卻是常態。父親與老金費盡周折，總算可以進入寫作了。略作分工後，父親承擔了較大部分的寫作任務。
那時我已經去了榆次的工廠當工人，周末常會坐車回家。父親是下放幹部，工作自然很忙，寫作只能利用業餘時間。我現在還常常想起當年父親的寫作環境，用「簡陋」二字形容絕不誇張。那台自北京輾轉帶來的縫紉機就是他的「寫字檯」，上面除了資料、稿紙，還有畫圖用的尺子、計算器等。冬天爐子挪到屋內，空間越發逼仄，有時轉身都不得舒展。但父親卻能心無旁騖地寫作，哪怕外面喧鬧，屋裡母親炒菜做飯，他都可以置之度外。這也是父親的一大優點，就是極其專註，只要他在做事，可以完全不受外界干擾。百萬字的大部頭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完成的。
書寫好後很長時間找不到出版單位，粉碎「四人幫」後才聯繫到一家出版社，其間又有諸多波折，直到1982年才得以出版。
1986年，我曾到王府井書店參加一個活動，書店負責人聽說我與父親的關係後，特意將我拉到臨街櫥窗前，指著陳列在那裡的《工業與民用建築工程概算編製手冊》說：「這是一本好書，凡搞工程概預算的人都得參考，它是我們書店的暢銷書。」
這部著作在1986年獲得由北京市新華書店、中國青年報社、《博覽群書》雜誌社聯合頒發的年度全國優秀暢銷書獎。父親一直保存著這份獎狀，這是他的驕傲。20世紀90年代末，這部著作修訂後再版，並且加印。父親後來從出版社要回了手稿，厚厚的一摞。我曾仔細翻看過，畫圖規整，密密麻麻的宋體字一絲不苟，從中可看到父親的嚴謹。父親生前還出版過幾本有關建築的書，這些書證明著父親的存在，也證明了父親的價值。
順便要說的是當年的稿酬。
父親的合作者金宗鎬先生曾在一封信中談道：「直到1987年10月最後一次印刷，其中第二次印刷3.1萬冊，第三次印刷4.12萬冊，兩次印刷作者僅得稿酬1135元，合0.016元/冊，按全部五次印書14.6萬冊計，作者所得全部稿酬僅為1.2萬餘元，摺合為每冊0.088元，現在看來實在少得可憐，還要徵收所得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