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溫州人的交往很有限，但卻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最早認識溫州人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北京街頭。那時我也剛剛到北京工作。當時的北京，雖然也已經是中國人民很嚮往的偉大首都了，但那時的北京街頭絕沒有現在那麼繁華和現代化。大部分北京人夏天穿的是塑料涼鞋，冬天穿的皮鞋也是常常掉跟的那種很低廉的皮革類東西，很容易壞。於是那個時候北京街頭就出現了許多修鞋的溫州人。這是我第一次開始認識溫州人的階段。
我記得那時的溫州人可以說是北京街頭最辛苦和辛勞的一批人，他們每天早早地就在大街小巷的路邊或十字路口擺攤，他們基本上都有一台補鞋機，有的是手搖的，有的是腳踩的。後來我到溫州採訪，才知道這種補鞋機就是他們溫州人發明的，我還見到了當年發明這些機器的「元老們」——他們中有的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縫紉機大王」，也有的像現今非常出名的「汽車狂人」李書福這樣的人（李是台州人，是受溫州人的影響而走向中國民營大亨的）。我住的地方就有幾個溫州修鞋匠，他們有老的，有少的，也有女的，很年輕的女人。夏天似乎見他們的影子少一些，後來知道夏天他們大部分回家做農活或到了東北地區去補皮鞋了——補皮鞋要比補塑料鞋多賺一些錢。
溫州人會算賬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那是一分錢一分錢加起來的資本積累。冬天的北京街頭，溫州補鞋匠是當時北京街頭的一道絕對的風景線——也不知怎麼搞的，那時的鞋子太容易壞了，還是人們買不起新鞋穿，反正我覺得補鞋的人特別多，常常要排著隊等在溫州補鞋人的面前。好像那個時候的溫州人很吃香，誰要是跟他們熟悉一點，就可以獲得補鞋「優先權」——這很重要，那時大家都很忙，上班時候特別重要，人們的自覺意識也很強，街頭也沒有那麼多汽車，只有公交車，上下班主要靠公交車和自行車，在「時間就是生命」的年代，溫州人已經先一步意識到了「時間就是金錢」——首都北京人那時是不敢這麼說的，即使心裡也這麼想。雖然當時大家的工資都很低，就連我這樣的軍官也就幾十元一個月，但溫州補鞋匠的收入已經不少了，粗略地算一下，他們一天至少能掙十幾元。一月下來就是個不小的數目了。
可他們非常辛苦，這也是我對他們留下的第一個深刻印象：無論颳風下雨，他們總是在街頭巷尾永遠牢牢地「釘」在那裡，從不輕易搬動，像汽車站的牌子一樣，除非發生了特別的意外。令我感動的是，每每天下雪刮大風，大街上不再有人時，你透過窗口，看到大街上幾乎連公交車都沒有時，那些溫州補鞋匠卻依然堅守在他們的補鞋機旁邊——像一尊勞動的豐碑，讓我幾十年不忘和敬重。後來我問過一個溫州補鞋匠，問他為什麼下那麼大的雪、刮那麼大的風，零下一二十度的冰天雪地里，也沒有什麼人來補鞋，可你們為啥還不到房子里躲一躲，他笑笑告訴我，這就是他們溫州補鞋匠賺錢的秘密：你是服務於大家的，你不知道需要補鞋的人啥時候得空，他得空的時候可能是上班前，也可能是下班後，或者是星期天節假日，或者就是下雨下雪天的時候他得空，這個時候他要補鞋，可一下找不到你了，人家咋想？如果我一直在那裡，人家想啥時來就啥時來，這叫信譽。信譽到了，生意就會不斷，我們也就會積少成多。原來如此！我聽後恍然大悟。
從溫州人的第一桶金開始，就知道了什麼叫服務，什麼叫信譽！諸君知道嗎？我們大多數人不知道，不知者想賺大錢肯定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溫州人比我們會賺錢是有道理的，人家老早就有這悟性了！
第二階段認識溫州人是在九十年代末，溫州經驗已經非常成熟了，全國都在宣傳溫州經驗了，到溫州就像這些年大夥往國外跑一樣熱鬧和平常。那個時候我去過溫州，作為一名作家去採訪採風。那時我見溫州大小街道上到處都是自己開的小店，以服裝為主。許多外地客人喜歡那裡的服裝，時尚而便宜。但像我這樣的人就不太喜歡買衣服，可有一次朋友硬拉我去轉服裝店。走了一家又一家，溫州朋友還不斷向我介紹說誰誰都是百萬富翁了、千萬富翁了！那個時候的溫州人臉上已經有了些驕傲的神色，但大多數人還很謙虛，不過他們的服務態度很好，也十分注意聽取別人意見。走了十幾家服裝店，我發現一個問題：溫州人很會做自己的衣服，但很少有自己的品牌。我曾問過幾個老闆，他們（她們）立即會紅著臉朝我笑笑，說：哪能做得了品牌嘛！我們就想賺點錢，有的衣服是自己做的，有的衣服是從朋友手裡轉手來的，還有的是從其他地方批發來的。沒想到自己的牌子。我一打聽，他們多數以前是農民，品牌的概念對他們來說確實很陌生，可以理解。
但有一個老闆那裡，我看到了他有品牌，是自己起的。不過名稱很土，不是「秋艷」，就是「紅綾」「春麗」什麼的，有個男裝店，他也有品牌，但起的名字也十分俗氣。「你是作家，你給我們起個名吧！」這個老闆很聰明，把球踢到我這邊來了。為了不丟份，我硬著頭皮給他起了一個：男人嘛，不是英雄，就是才子，你朝這個思路試試看！「好！好！我一定重新起個『英雄』和『才子』牌！」老闆一聽很高興，連連向我道謝。這其實也就是現場的一次調侃而已，我並沒有將其放在心上。
若干年後，在電視廣告中我看到了「才子」男裝的廣告，我還開玩笑地對家人說：「這是我起的品牌名字哩！」當時也就說說而已，並未放在心裡。可也就是在這個當口，有一天郵局給我送來一個包裹，打開一看：竟然是幾件「才子」服裝！附了一封信，信中說：謝謝何作家，我是溫州某某人，當年你給起的「才子」服裝，後來我已經做成自己的品牌了，現在生意不錯，「才子」牌男裝的生意更是火爆，為了表示感謝，特意送上幾件「才子」男裝給您……我一看，樂開了嘴：溫州人真行！溫州人真能幹！溫州人幹啥就是能幹成！那次我還給其他幾個小老闆起過商標名字，他們現在每年過節時都要向我問候什麼的，很講義氣，不忘點滴之恩。
這是我對溫州人的第二印象。第三印象是在2003年「非典」過後的一年多時間裡。那時我應著名導演謝晉之邀，到溫州創作一部農村教育題材的電影。我和謝導多次在2003—2004年里去過溫州。這一次，我對溫州人有了全新的認識，起因是在我和謝導為了最後拍攝這部反映鄉村女教師題材的電影籌款而與溫州老闆們的打交道過程之中。謝導堅持認為一部八百多萬元投資的電影，在溫州尋求投資和搞點贊助不成問題。於是他老人家多次來到溫州，甚至與溫州企業家們屢屢接觸。我也曾跟著謝導再次來到溫州，與那些億萬富翁交流和介紹我們的電影，然而令我和謝導意外的是：我們竟然沒能實現籌資計畫。原因是溫州老闆們對我們的電影及投資項目一次次地論證著。後來不巧的是謝導因故意外去世。這樣，我們的那部反映溫州山區女教師的電影就沒能如願拍攝。
這也是謝導最後留下的遺憾。可那一次我對溫州人的印象並未因為沒有籌到電影款而後悔，相反我對溫州人有了更好的印象：他們已經成熟了！他們知道什麼事只有想通了才可以去下決心做。他們已經是財富的主宰者了！
這就是我記憶中的溫州人的成長史。他們的成長過程，代表著中國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人的成長史，值得我們去歌頌和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