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激情的巨斧向歷史的大山猛烈劈去時，一定會迸射道道異常絢麗的火光。中華民族的偉人毛澤東的文化觀，就是這樣一把巨斧，它所閃耀的光芒便是這個民族近現代的時代光芒和一個立志改變中華民族落後現實的不懈追求者的光榮夢想。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蔭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這是一百多年前從湖南韶山沖的一所新式學堂里，傳出的一位少年的「詩言志」。這個少年就是毛澤東，他作這首名叫《詠蛙》詩章時才十三歲。那一年不久，搖搖欲墜的晚清政府被辛亥革命軍一炮轟出了紫禁城。
從一名愛國青年，到新中國第一代領袖，毛澤東一生「激揚文字」「指點江山」，成就了他由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生追求和實現為民族復興與人民翻身解放而奮鬥畢生的偉大夢想，並且使得毛澤東思想中的文化藝術光芒格外獨特而異彩。
毛澤東從青年時代就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從接受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開始，他的內心就激蕩著期待急風暴雨式的時代浪潮的戰鬥洗禮。他的這份激情沉積後便成為他前半生最重要的人生積累——革命文化思想和革命文化性格的形成。
1915年9月，《新青年》出版後，當時還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就讀的毛澤東在老師楊昌濟的推薦下閱讀到此刊，他立即被這本宣傳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雜誌深深吸引，恰如醍醐灌頂，內心受到猛烈震蕩。胡適、陳獨秀等人代替了康、梁，成為當時毛澤東心中的「楷模」，也由此開啟了他思考、探索復興和振興中國夢的革命之路。1918年，毛澤東與蔡和森、蕭子升等人在湖南發起成立了新民學會，這是一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團體，毛澤東也開始由革命文化夢想向革命文化實踐邁進。
「五四運動」爆發，毛澤東立即響應北京學生的革命行動，帶頭組織成立了《湘江評論》周刊，擎起文化這個戰鬥武器，投身於社會變革的滾滾洪流之中——
「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
「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
《湘江評論》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毛澤東也是憑藉這本四開四版的小報刊的平台，鮮明地張揚起自己的革命文化主張，陸續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等一系列文章，很快成了一名宣傳反帝反封建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化鬥士和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沙場上點將，筆鋒間見兵。之後的二十多年裡，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武裝的締造者之一和主要軍事領袖，他的大部分精力花費在與敵人生死決戰的殘酷戰爭中，但由於他骨子裡的「革命文化情結」，心中始終不忘和惦記著另一條戰線——文化戰線上的種種風雲變幻。雖然在南征北戰的槍林彈雨里他必須去「指點江山」，可在馬背上、窯洞里他依然按捺不住「激揚文字」和關注「文化同行們」的種種心跡與表現。這個時候，影響毛澤東最深的當算魯迅先生。在毛澤東所做的著名文獻《新民主主義論》中，這樣評價魯迅：他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誠、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五個「最」，讓魯迅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化戰線的一面旗幟，飄揚在中華民族文化的最高峰。近百年來，魯迅之所以能夠成為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化界的一座無法超越的標杆，與毛澤東對他的肯定與評價有直接關係。「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也從此成為中國新文化人常常與之參照和學習的一個文化品質標誌。
紅軍長徵結束後到達延安，毛澤東已成為黨內的絕對領袖，他雖居於偏僻的黃土高原，卻能「閱盡人間春色」。於是在窯洞里，毛澤東一面運籌帷幄，指揮千軍萬馬作戰於抗日前線和同國民黨軍隊的一次次面對面的搏殺，一面不時地在思考文化思想戰線的種種「冷暖」。1942年開春的一天，毛澤東在延安窯洞里單獨約見了詩人艾青，並且有了這樣一段領袖與詩人之間的對話：
「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你看怎麼辦？」
「開個會，你出來講講話吧！」
「我說話有人聽嗎？」
「至少我是愛聽的。」
毛澤東欣然地點點頭。之後他又約見了周揚、周立波、何其芳等一批文藝界人士，來共同探討文藝問題。與各類革命的知識分子接觸過程中，毛澤東深切地感覺到他們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著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等一些問題。於是這一年5月，毛澤東約請當時在延安的文藝界代表人物，彙集到楊家嶺大院，以座談會的形式，一次次與大家促膝傾談，並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首次明確提出了他的革命文藝觀，即：「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者，是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幹部。」「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集中和系統地闡述自己的文藝思想，並將「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確定為革命的文化發展方向。《講話》對此後的中國新文學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仍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成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文化建設的思想坐標。
在毛澤東「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思想引領下，當時的革命根據地作家們紛紛響應領袖的這一號召，積極投身到火熱的群眾革命運動中去，創作的文藝題材和內容上發生了巨變，湧現出一大批表現人民群眾的優秀作品。如賀敬之、丁毅的歌劇《白毛女》，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魏風的《劉胡蘭》，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阮章競的《漳河水》，孫犁的《荷花澱》，還有華山的《英雄的十月》，柳青的《種穀記》等。這些以塑造工農兵形象、反映封建地主壓迫、弘揚革命鬥爭精神的文學藝術作品，極大地鼓舞了廣大群眾和軍隊將士在開展革命鬥爭與土地改革行動中的積極性，巨大地推動了民族解放運動。茅盾、巴金、丁玲、老舍等的小說以及曹禺、夏衍、吳祖光等的戲劇，還有艾青及七月詩派等詩歌諸多領域，在整個延安文藝整風之後，文學在反映社會現實的深度、廣度等方面都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這時期，民間文藝也蓬勃掀起，百姓自編自創的《東方紅》《高樓萬丈平地起》《綉金匾》等歌曲，以及秧歌劇、快板詩、槍桿詩等風靡一時，使得整個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文藝呈現一派生機勃勃景象，成為鼓舞民眾和革命將士們最有力的精神武器。面對自己一手倡導的革命文藝所呈現的一派蒸蒸日上、生機勃勃的形勢，毛澤東在窯洞里自信而激情地高聲道：「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舊社會留下來的污泥濁水。」
呵，那是何等的氣壯山河，正乃「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1949年新中國成立，毛澤東開始了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如何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思考。建國伊始，各路知識分子、文化大軍「大會合」，無論是思想意識還是價值觀念都多少帶些舊時代的文化痕迹。此時，毛澤東開始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除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知識，參加社會運動和實踐，還對典型的事件和人物進行批評與批判。
先是朱光潛、費孝通、馮友蘭、曹禺等人公開談改造思想的決心，進行自我批評。之後1951年毛澤東親自對電影《武訓傳》展開封建文化和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批判。之後對俞平伯和胡適思想展開批判，1957年又開始批胡風文藝思想等。這些批判顯然過了頭，而且造成了不應有的嚴重後果。然而在毛澤東的意識里，批判舊的封建腐朽思想和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始終佔據了他的文化理想之中。從他與郭沫若的兩次「和詩」中都可以看出他的這種文化理想色彩。毛澤東認為，「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如何辦呢？必須「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當批武訓、搞「反右」過頭之後，知識界出現抵觸和消極情緒時，有人抱怨甚至懷疑他的這種過度超前的文藝世界觀時，他更加強烈地批駁，認為必須「只爭朝夕」，而且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社會主義初期的文化建設自然難有健康的發展。當然也應當肯定，由於毛澤東這些文化思想的引領下，在一定程度上對當時社會上存在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激進的小資產階級文化思潮進行了清算，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整個文化思想領域的指導地位，對社會主義文化基礎的確立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值得抒寫一筆的是早在1951年，毛澤東就為中國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