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藝術家都能像謝晉導演那樣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愛戴和普遍喜歡的。2013年11月21日，是我們敬愛的大導演謝晉的九十誕辰日。余秋雨先生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把二十世紀分成前後兩半，要舉出後半個世紀中影響最大的一些中國文化人，那麼，即使把名單縮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謝晉。」我想也是，但我想在秋雨先生的後面再加一句話：即使謝晉導演在二十一世紀初僅僅只有幾年時間在世，然而他照樣影響著這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因為他的藝術生命始終並沒有因為他的生命終結而終結過，相反「謝導」的影子和「謝導」的作品一直在被人們提及和繼續地被當代人捧作經典來觀摩與議論它。
2008年10月18日，是謝晉的去世日，當時這一噩耗震驚了中國億萬公眾，因為謝導——全國上上下下的人都這麼稱呼他，走得突然，甚至走得有些讓人不可接受。我和所有熟悉他的人都有一種一時無法釋放的悲痛……在謝導九十歲誕辰前夕，我收到了由他外甥宋小濱編著的《家裡家外話謝晉》一書，讀著裡面的每一行動情的文字，不由勾起了我對謝導的懷念之情。同時也泛起了當年謝導與我在一起時所談及的許多「閃光的歷史瞬間」，而這些謝導在世時不曾公開發表的諸多與他電影事業密切相關的史實故事，也從宋小濱那裡獲得了更進一步的證實——我以為發生在謝導身上曾經有過的這些重要歷史事件，也應該是新中國文藝史的組成部分，因而想在謝導九十歲誕辰時講出來，算是對人民尊敬的中國一代電影大師的一份珍貴紀念吧——
謝導在舊中國時代就已經成名了。新中國成立後的1950年，他考取了北京「華北人民革命大家政治研究院」。在當年的6月11日的發言中，他就說過一段記在他日記中的話：「我們已經參加了革命隊伍，更是不應該老為個人打算而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但光靠近群眾還是沒有用的，要愛群眾、關懷群眾（像關懷愛人一樣，這當然一時不易做到，但這是方向），並隨時地向群眾請教、學習。」從那個時候開始，謝導一生走的電影藝術事業都是按這條路線走過來的，直至他生命的最後歷程。謝晉之所以得到一代又一代領導人的特別重視和關愛，受到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民的喜愛，這與他確定的這一藝術人生方向密切相關。他還曾這樣說過：「藝術家要有赤子之心，要有歷史的憂患感，要像太史公寫《史記》那樣，要像屈原、司馬遷、杜甫……一直到當代的巴金那樣，對民族充滿責任感、憂患感、使命感。」
正是因為謝導的這份赤子情懷，使得他一生的藝術事業備受幾代領導人的高度關注和厚愛。宋小濱給我看了一張照片，那是2007年時，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到上海電影集團公司進行工作調研時，與謝導手拉著手，邊走邊聊的情形。當時習近平滿眼深情地對謝導說：「謝導，我是看著你的電影長大的。」
看著謝導的電影長大的，幾乎是我們許多中國人的真實寫照。但我從謝導的口中還知道，謝導的電影還受到了幾代中國領導人的特別關心與特別關照。
1960年，謝導執導的影片《紅色娘子軍》上映後，立即引起全國轟動。同年，紅色娘子軍第二任連長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毛主席還專門授予這位娘子軍連長一支蘇式自動步槍和一百發子彈，並舉起大拇指說：「你很不簡單。」1962年，就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前夕，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提議，設立了中國電影「百花獎」。該獎是由全國觀眾投票選出的獎項，在中國是第一次，也是世界第一次由觀眾投票評選出的最佳故事片、最佳導演、最佳男演員、最佳女演員等獎項。《紅色娘子軍》被評為最佳故事片，謝導被評為最佳導演。後來又經周恩來總理提議，《紅色娘子軍》改編成芭蕾舞劇。1964年10月8日，毛澤東主席看了該劇演出，評價道：方向是對的，革命是成功的，藝術上是好的。
謝導對我說過，他為了導演好《紅色娘子軍》，曾經無數次閱讀了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論聯合政府》等。「毛澤東的著作里，對農民運動作出了極其深刻而生動的描述，對我了解和把握革命中的人民群眾和當時的敵我之間的問題起到了積極的幫助作用。」謝導曾這樣對我說過。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謝導是個幸運兒，因為他一直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尤其是周恩來總理的特別關照而幸免於難。1957年「反右」鬥爭高潮時，謝導正被周恩來總理點名去拍《女籃五號》，這讓他躲過了一劫。後來在「反右」時，還有人奇怪地去電影廠查所有的會議記錄時十分納悶：「謝晉這人平時喜歡胡說八道，怎麼會議記錄中沒有他任何言論？」謝導後來笑言：是周總理讓他「忙」得沒時間去「胡說」。
在回憶一次周恩來總理召集的「電影創作會議」上發脾氣的事，謝導說：那次會議是在中宣部的一個小禮堂開的。當時謝導坐在第一排，會上有人連說了幾個這不能寫那不能寫，周恩來聽了很生氣，差點拍桌子，當場指著那個發言的人說句少有的「江湖」話：「你算老幾？」謝導說，當時全場的人都傻了，沉默了很長時間，大家沒有想到周恩來會對那些干涉創作的人如此討厭。總理有一次批評創作中的大話套話時說：「你們文藝作品中寫的大段對話，像報紙的社論。要作報告我作得比你們好多了，要你們文藝工作者幹嗎？文藝創作嘛，人民群眾是文藝作品最權威的評判者。」
謝晉對鄧小平尊敬，感情也特別深。他一直保存著1997年參加鄧小平追悼會的那身黑色西裝、「鄧小賓士喪委員會」邀請他的通知書和參加追悼會時戴過的白花。有一件事讓謝導在生前久久不能忘懷：那是1994年春節，鄧小平和家人一起在上海過春節。當時的全國殘聯主席鄧朴方提出要到謝導家看智障孩子阿四。謝導知道後十分激動。鄧朴方到謝導家後，親自為阿四繫上紅領巾。看著傻兒子佩著紅領巾不停地在喊著「紅領巾」「紅領巾」的情形，謝導的眼睛裡噙滿了眼淚……「我感謝朴方，更感謝小平同志還惦記著我家有個傻兒子。」謝導動情地在我面前提起此事。
1984年，謝導拍了部當時影響巨大的《高山下的花環》。許多中央領導同志看過這影片。謝導對我說，有一次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到北京軍區視察部隊，問秦基偉司令員：「怎麼搞的，烈士撫恤金才五百元？」（《高山下的花環》里有一句這樣的對話說了撫恤金的事）秦基偉司令員只好對總書記說：「這個標準是抗美援朝時期定的。」胡耀邦同志立即指示道：「得馬上改一改了！」事後，中央有關部門很快將撫恤金提高了許多。此事在全軍廣為流傳，大家都要感謝謝導的電影。甚至有當時的老山前線軍人將自己的軍功章寄給謝導以示感謝他對傷殘軍人和革命烈士的關心。
江澤民與謝導可算是「老交情」了。「那時江澤民同志已經到北京工作，身居中共中央總書記要職。有一個晚上他打電話到我家，當時我不在家，他就在電話里對我老伴說：『我是江澤民，你是謝晉導演的愛人嗎？』我老伴一聽連聲說是是。江澤民接著說：『我找謝晉導演，他在家嗎？孩子的病怎麼樣了？』我老伴趕緊回答說我在外面拍片子，孩子挺好。後來我打電話回家才知道此事。事後有一次江澤民同志見了我笑著說：『謝導，我找了你三次，都找不到，你比我忙呵！』」謝導抿著嘴說他與江澤民同志之間的友情。
在拍《鴉片戰爭》時，謝導碰到了難題——資金籌措出現困難。他想到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朱鎔基，於是電影后來很順利地拍了出來。在請黨和國家領導人觀摩的會上，電影放完後，影場里沉默了好一陣。謝導有些緊張地壓著大嗓門，小心地問了一聲：「怎麼樣？」沒有人迴音。突然，有個聲音打破了沉默：「很好！」是朱鎔基的聲音。第二天，中共中央辦公廳調去拷貝再放一場，會場外面至少停了五百輛車子。時任國務委員的吳儀對謝導說：「我們在辦公時間看你的電影，這事以前從來沒有過。」
後來謝導又籌拍《拉貝日記》，同樣遇到了資金問題。他再度求上朱鎔基。謝導的本事大，當時他應邀出席國慶招待會，坐在與江澤民同志一起的一號桌。見朱鎔基在二號桌，謝導見縫插針地悄悄跑到二號桌前，笑眯眯地將一封「幫忙」的信件交給了朱鎔基同志。「後來中國銀行的行長看了朱總理的批示很吃驚，說總理批准的許可權是在五億美元以上，副總理和國務委員的批准許可權在五億美元以下。可你謝導，朱總理批你的是一千萬元人民幣的貸款，前所未有！我只是笑，不能告訴行長我使的啥『秘密』招數。」謝導說這事時，連幹了三杯茅台。他給我講這些「故事」時總是格外得意。我知道後來由於涉及拍攝《拉貝日記》要用外籍演員問題，一時未能請到一位合適的這樣的演員，所以有人建議把這一千萬元貸款先放在銀行里「吃利息」，但謝導堅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