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開博」是我的選擇。選擇之後有不少朋友和讀者來信向我討教一些創作問題，其中之一就是「你如何把握工作與業餘創作之間的矛盾」。想想與我一樣的千千萬萬名業餘寫作者，於是腦海里跳出這麼個題目，仔細品味自我感覺還有些意思，於是權作「生日感懷」向我的朋友和讀者袒露一下我的文學之路與文學心路吧——
我的業餘創作之路走了三十年，三十年里我正好出版了四十餘部書、八部電影和電視。其中有大家比較熟悉的《落淚是金》《中國高考報告》《根本利益》《部長與國家》《國家行動》《警衛領袖》《永遠的紅樹林》等。
三十年，四十多部書，如果把它們疊起來，快到我的胸口那麼高。我自己都有些吃驚：這麼多書是怎麼寫出來的？而我是一個業餘作家！從1978年開始創作第一篇報告文學作品到今天，一年可以出版兩三部書，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每天可以自由支配時間的業餘寫作者。在我的記憶中，我最長的寫作時間是在幾個春節長假、「五一」長假和國慶節。於此，我太羨慕那些整月、整年可以由自己支配時間的專業作家們，我甚至非常妒忌他們，期待有一天自己也能夠擁有這樣的好事，然而追求和爭取了幾十年卻從來沒有實現過這樣的願望——看來只能等退休之後——這讓我有些悲哀。
我父親在三年前去世了。勞動了一輩子的他在臨終時還關照我「不要再寫了，看你每次回家都不能安寧，天天坐在電腦前沒個完」。我告訴父親：回到北京更沒有時間，所以只能回家寫幾頁紙。父親不再說話了，他用留戀的目光看著兒子去幾十里外的華西村寫吳仁寶（那年「五一」長假，我接受了一項新任務，為新農村建設帶頭人吳仁寶寫一部作品）。後來文章寫出來了，吳仁寶和華西村再一次成為全國矚目的典型。
「建明，你至少為我們華西村增加了五個億的無形資產。」吳仁寶後來非常高興地對我說。
然而，就在這一年，我的父親永遠地離開了我……
收穫是幸福的，但收穫前的勞動是艱辛甚至是痛苦的。有些收穫本身也是非常痛苦的。
這三十年里，我數不清自己到底採訪過多少人？一千？一萬？我想肯定是有的！一部《落淚是金》跑了四十多所大學、採訪了四百多個當事人；一部《東方光芒——東莞三十年改革開放史》，僅採訪本就有六本、前後去了五次東莞！采寫《國家行動——三峽大移民紀實》，光走一次三峽工程沿線就得用十天時間，我去過三次，見過的移民不下百餘人，而且還到過上海、廣東、山東、江蘇移民安置點……《根本利益》的主人公只有一個人，但採訪與他相關的百姓達七十多人，座談會就開了十二次……今年中宣部評出的「五個一工程」獎中我一人佔了兩部，算是創紀錄。其中的一部《我的天堂》是寫我老家蘇州三十年發展與變化，用去了我三年多的所有探親與出差南方的順道而行的全部空隙時間。
我不知道四十部書、一百多篇（部）作品的採訪總人數和總時間是多少，我只知道自己在這三十年里，特別是在近十年中，沒有完整地休息過兩天時間。電腦、採訪本、手機，成了我唯一的「情人」、夥伴和工具。
我的朋友甚至帶著愛惜的口氣罵我：你是不要命了這樣寫？寫死算了！我知道他們是心疼我，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們……除了有越來越多的題材要去完成、欠別人的寫作賬太多等原因外，我感到因為自己是個業餘寫作者，所以上班之後及偷偷「假公濟私」地出差進行採訪外，我還能有什麼方式可以完成必須「行走」的報告文學創作呢？
我當然也怨自己，因為我常常感覺上班和寫作之後有些氣短、出虛汗……但我無法停止我的寫作，寫報告文學，寫那些需要我去表達和敘述的當代生活與當代人，寫那些本該別人去寫的但人家沒動手去寫的東西。
活該。誰讓我愛上報告文學！誰讓我終想當名出色的誰都知道的作家！誰讓我出了名又推不掉那麼多人來找自己的誘惑！
可後來我發現，上面這些理由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原來我停不下寫作和「報告」的原因，除了這個時代和身邊所發生的諸如地震、「非典」、冰雪災害、太空梭上天等必須去寫的之外，其實我骨子裡就閑不下來……為什麼？我在想。
噢——我終於想出來了：原來我生來就是一個勞動人民的孩子，從小就養成了勞動的習性。
很小的時候，我們沒有書讀，半天勞動，半天念《毛主席語錄》——這半天念「語錄」中大部分也是需要去勞動的，因為「五七指示」中最主要的內容就是教導我們去勞動……那時當小幹部的父親受難，他在農村勞動，母親也在農村勞動，我不能不去農村勞動。現在的孩子不能想像一個六歲的孩子要去參加職業性的體力勞動——每天干八個小時苦力，掙兩個工分，摺合人民幣一毛二。這就是我的童年。
七歲時參加生產隊倉庫搬家，一塊方磚砸在我的額上，當場流血染紅了我的小襯衣。
八歲時，每天放學回家後，必須再干三個小時左右的勞動，同成人一起鋤地或者摘棉花、割水稻。我最恨在玉米地里扒玉米了，那溫度高達五十多度！你不相信？你當然不會相信，因為只有參加過真正勞動的人才會知道我說的話不是假的。當年農業戰線在我們南方被號召種植「三熟糧」，即冬天一季麥子，夏秋兩個季節播種雙季稻或種植玉米。收穫玉米正好在六七月的盛夏時節，南方的室外溫度一般在四十多度，而不透風的玉米地里五十度的溫度是常溫。有一次，我親眼看到一個老太太在扒玉米時昏倒後沒被搶救過來而死掉了，那個時候人民公社社員的一條命等於一百斤玉米的價值。我這樣的小命值五十斤玉米？我曾經這樣想過無數次，期望有一日「解放」後永不再鑽玉米地。
九歲時，生產隊已經允許我們在暑假和星期天跟著大人乘船到幾十里的外鄉去割草，那時「農業學大寨」，雙季稻需要有機肥，普天下的社員們都把自己地盤上的每一根綠草全部收割掉，河岸和田埂都如禿子的頭一樣光光的發烏亮。於是我經常跟著大人們不得不到很偏遠的城鄉交界地去割草。我的家鄉在江南，夏天最容易下雨。外出割草，常常被雨淋得渾身濕透，可誰也不會輕易躲雨去，因為我們都是有任務的：大人每天得完成三百斤草，像我們這樣的小孩要完成二百斤。二百斤草是個什麼概念？應該是堆起來像課桌那麼高的青草吧！有一次因為我被大雨淋感冒發高燒沒能完成當天的任務，我傷心地哭了許久許久……
十歲、十一歲……一直到十四五歲的時候，我已經是生產隊上的插秧能手了。一天能插秧得三十個工分，等於能掙1.8元了！大人們誇我聰明手巧，為了保持這份榮譽，我每年差不多把小腰都累彎了——如今醫生總說我的腰間盤有些突出，是不是當年插秧落下的疾症？
十四歲時我考上了高中，後來在全蘇州的一次語文摸底考試中得了第一名，這讓我揚眉吐氣了好一陣，老師從此對我特別關愛：每次作文總是批我高分，這助長了我想當作家的一個夢想，後來還真把這夢想變成了現實。我因此特別感謝「白卷先生」張鐵生——是他讓我在那個不讀書的年代裡成了另一種英雄。
如同我這三十年當業餘作家一樣，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我的讀書生涯是專業，可參加農村體力勞動看起來似乎是業餘的，但一年卻總是要掙到兩千多個工分。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數目，要知道，一個壯勞力的大人每年努力干也才不過掙到四千個工分，而我，不過是一個少年，一個還要讀書的孩子喲！我一直對此感到自豪。但同時，我也知道，為了這份自豪，我不知吃過多少苦。
我記得十幾歲的時候，經常腹部疼痛，赤腳醫生總給我打針，打的葯總是B2藥劑，說是補的，專門為肝脹醫用的。成人後我沒有發現自己的肝有什麼不好，可少年時代確實我的腹部總隱隱的疼痛……高中和高中畢業的三四年里，我的勞動達到了頂峰——已經可以毫不含糊地也能掙上四千多個工分了。為這，我與壯年男子們一起在冰冷刺骨的河底挑泥，跟壯年男子們一樣一肩挑起近二百斤的谷擔或麥擔。那時我正在發育，母親看到我捂著腹部支撐著挑重挑而默默流淚的情景總在我眼前浮現……這是我最難過的歲月，我不想讓比我勞動強度大幾倍的母親為我傷心。那個時候我很無奈，更感到絕望，工農兵大學生保送不會有我的份，因為我父親是下台幹部，還有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姑媽，我只有參加和面對這樣的繁重勞動的折磨，並在這種折磨中掙扎著，期待著……
現在的夥伴們不相信我當過縴夫。我告訴他們：我至少有過數十天的縴夫生涯。
我們那時經常要搖著水泥船到上海裝氨水（一種農用肥料化工水）。到上海的水路一百公里，搖船要兩天時間。這是我少年時代所經歷的最浪漫，也是最艱辛的日子。說浪漫是因為水路上有時非常美妙，比如我們路經太湖、陽澄湖時，白帆一揚，乘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