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今年到了北京，第一次有那麼長久的時間跟兒子一起生活，這對我來說是一份幸福。而在這份幸福感里多少潛藏著我內心的幾分疚意，因為老人家現在已經八十歲了……人活八十不易，儘管現在許多人遠遠超過八十壽命，但在我看來這是個很高的人生峰嶺——我的父親和我的爺爺都沒有完成這個任務，相反我的奶奶則活到了九十歲。
女比男長壽，這在我的家族裡獲得驗證。不過，我最想表達對母親的一份敬意是，她比我奶奶更具有鐵一般的人生形象。奶奶是一生都細聲細語的人，小腳，長相完全像個大家庭出身的貴族太太，但她的娘家是離我家不足五百米遠的一戶純粹的農戶。人不能貌相，我母親相反，她出身則純粹是一個「街上人」（蘇南話，意思「城市人」）。我的外公是位商人，做布匹生意，往返於上海和蘇州、常熟之間，這也許是我舅舅後來有了一位上海籍妻子的緣故。外公生意做得好的時候，我出生地的何市鎮上有半條街是他的，但他最終不出息，賺了錢就賭和抽大煙（鴉片），最後把家裡什麼東西都賣光了，連孩子也賣給了鄉下人——那個孩子就是我母親。母親半歲時，窮困潦倒的外公病逝，無奈之下，外婆把我母親賣給了成為我後來外婆家的一戶鄉下人家。「街上人」的母親從此也成了一個半農半城的人。因為母親後來的家裡太窮，房子全是茅草鋪壘的。這一家的外婆家有我的三位姨媽和一個舅舅，生活不是一般的窮。據母親自己講，她懂事後就經常回生母身邊。相比之下，「街上人」的生活好一些，可我印象中，我的親外婆住的地方也很破落，兩個房間似乎是被劈開的側房而已，我的兩位表哥住著。親外婆是個天主教徒，吃素。
舅舅是個小職員，與我上海人的舅媽生了好多孩子，所以小時候我經常把表哥們認混，至今依然不記得他們到底誰是誰。舅舅、舅媽對我很好，他們都叫我「明明」。但舅舅、舅媽的晚年過得完全不咋樣，聽母親說他們年齡大了得病後身邊沒有人，一起雙雙自盡謝世，這對我刺激很深。某些上海人的種種劣跡，從小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們小氣而心胸狹窄，沒有人情味，稍稍觸犯了他們的一點兒針頭大的利益便會終身與你結仇。一個不爭氣的外公給一個家庭帶來的命運是非常悲慘的：我的姨媽叫江瑞娥，但人家都稱她為「江大大」，大概是江家的「老大」吧，至今已九十多歲了。也許是父親遺傳的原因，我姨媽生來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她年輕時正值中國抗日烽火硝煙四起的時候。姨媽是個不安分「守紀」的人，她參加了被人稱為「土匪」的地下抗日力量，給新四軍和地方武裝做事，《沙家浜》中的那些阿慶嫂、沙奶奶式人物就是我姨媽她們當年的典型形象。但姨媽的命運不好，解放前參加地下革命被人當作「女土匪」。
解放後，由於她的天然革命性，總是與那些說假話的幹部對著干，「文革」前又總喜歡講劉少奇、王光美一家如何如何地好。王光美曾經在我們家鄉那裡搞過1964年「四清」運動蹲點，姨媽對王光美頗有好感。可「文革」之中因為這個原因，她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造反派把她屢次吊打，斷了一條腿，曾一時被逼瘋，光著身子到處亂跑……那時正值我當兵年份，武裝部因為有姨媽的這些「政治問題」，我的應徵入伍也便成了問題。這是後話。對這位姨媽，我心中一直很內疚，因為她曾幾次托信於我轉交王光美同志，但我沒有完成任務，現在王光美同志已經去世，為此我深感對不起姨媽——她一輩子受苦太深。
還是來說說我的母親。
母親就是生活在這樣的家庭里，她原本應該是很不錯的出身，卻註定要徹底變樣。年輕時代的母親什麼樣，我沒有多少印象，只見過一張她的二十多歲時的照片，齊耳短髮，洋氣中有股力量。母親嫁給了一個人使她擺脫了那個姓「王」的窮家，她嫁的那個人就是我的父親，不過因為可能是父親的原因，使我母親這個滿身「街上人」氣息的女人後來則成為了一生的「鐵姑娘」形象。
父親是生產大隊大隊長，年輕的時候估計是這個原因才把母親誘引到手的。聽父親自己說，大躍進時他帶領民兵營在很多當地有名的水利工程上顯過威風。其實在我家族裡，當幹部的父親最沒有力氣，我爺爺和叔叔才是扛幾百斤不吱一聲的「大力士」。但父親是大隊長，年輕時肯定要「以身作則」，時時處處要衝鋒在前。我知道父親為此一定非常痛苦，因為他只有一般男人的力氣，卻要干出超過一般男人的力氣活。那是絕不能作假的場面，過去的水利工程，其實只有一件事，就是用力氣挑泥——將河心底的那些死沉死沉的泥土挑到岸頭。這種苦力，作為他兒子的我也干過，所以知道其苦力之苦。做父親那類小幹部的妻子，除了面子上光彩一點，其他的實惠根本不會沾邊，只有更賣力的份兒。母親就是在這種條件和時代下慢慢成了「鐵姑娘」。
「鐵姑娘」是「農業學大寨」中的中國婦女形象，她們是一支幹男人一樣的活的突擊隊，大寨大隊的郭鳳蓮就是最典型的「鐵姑娘」。關於大寨和「農業學大寨」的事，現在的年輕人或許根本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而對我們這樣年齡的人來說，不用加任何解釋都明白。在中國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除了「文革」之外的運動，還有像「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等運動，不能不說這些與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相關的運動有其進步意義。我反對一味對當時的這些運動提出批判，自然不得不承認這樣的運動也會有許多違反自然規律的主觀色彩，比如「農業學大寨」運動中不能根據各地不同的情況進行因地制宜行事，比如過度的以糧為綱措施導致了中國農業生產在許多地方反而倒退。但毛澤東主觀願望開展「農業學大寨」則是為了號召農民們像艱苦奮鬥的大寨人一樣獲得在全國的廣泛傳播，並通過這種精神促進落後的中國農業發展，這些良好的主觀願望不應一概被當作壞事。學大寨中廣大農民激發出的改天換地精神和為國家多打糧的奉獻精神，我認為非常寶貴，至今仍然十分需要。其他地方不說，我親身感受到的即使在我的老家——江南蘇州地區這樣一個魚米之鄉，正是因為「農業學大寨」運動，才促使許多農田基本建設獲得巨大的改進和提高。雖然那時我年齡還小，卻已是「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一名戰天鬥地的小社員，並且有過刻骨銘心的記憶。那時我僅有十幾歲，由於「農業學大寨」的影響，我們那兒一年種三季水稻和小麥，冬天又要搞各種各樣的水利建設，三個字：太辛苦！甚至有些不堪回首。無論如何現在的年輕人和現在的農民兄弟姐妹是不會經歷那種苦生活了。也許正是這樣的苦難生活，練就了我們那一代人的鋼鐵般意志和堅定不移的信仰。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生活，所以我才更加深刻地敬重母親作為那個時代的「鐵姑娘」形象。
何謂「鐵姑娘」？就是那些在「農業學大寨」的運動中表現出與男人一樣乾重活、干累活甚至比男人乾的活更重、更累的年輕姑娘們。當年由於農村被「農業學大寨」運動，搞得農活太多，太繁重，許多地方的男勞力已經無法承擔，於是就由婦女來承擔，然而能夠與男人一起拼打的只是少數或年輕的婦女，於是「鐵姑娘」隊伍就這樣誕生了。
其實像我母親這樣的「鐵姑娘」，生來就是。她們那一代年輕婦女，除要操持家務外，爭強好勝的脾氣和環境從某種程度上說是被逼出來的。我記得在小時候，父親等男人們一到冬天就去外地搞水利建設了，留在生產隊的婦女們就得頂起男人的活，比如挑河泥、挑大糞、抗旱等重活就得婦女們干。母親那時身為大隊長的妻子，她絲毫不會有半點「官太太」的特權，有的只能是比別人更賣力的可能。母親太要強了，我記憶中母親一生都在干男人們乾的重活、累活。尤其是「農業學大寨」的時候，她和隊上的幾位年齡相仿的婦女們一直是生產隊的頂樑柱，甚至連男人們都不願乾的事、膽怯的活，她們也都擔當起來。夏天在炎熱的氣候下插秧、收割，她們沖在最前面。尤其是到了「搶收搶種」的雙搶時節，母親天天只能睡四五個小時。早晨三四點鐘就得起床為我們一家人做好飯菜，然後便披星戴月去拔秧和割稻子了。白天的幹活時間除了幾十分鐘的吃飯時間，晚上還得干到九十點鐘。想想她一天還有多少休息時間？
這就是母親。這就是「鐵姑娘」。
七年前父親患絕症，我回家探望。宅基地後面還有一塊菜地，平時澆水一類的事由父親完成，從河邊挑一擔水即使半滿桶，也有八九十斤重。有一天我陪父親在院子里曬太陽，父親突然說：「你去幫你娘挑擔水。」我回頭一看，瘦小的母親，竟弓著腰，從河邊挑起兩桶水，顫顫巍巍地朝岸上走……我趕緊過去搶她肩上的擔子，卻被她一手擋住：「還是我來。」這怎麼行？我搶過擔子接過來，卻直不起腰來。
「看看，還是我來吧！」母親譏笑我無能。那一刻我深感自愧，又對矮小我一個多個頭的母親肅然起敬：她都七十二三歲了，竟然還能挑得動近百斤的水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