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並不是純粹的喜劇小說，但卻是《台北人》里惟一具有真正喜劇色彩的一篇。在我們討論過的三篇《台北人》小說里，我們多少也可找到喜劇之層面，然而，《永遠的尹雪艷》之詼諧語言，表達的是人類在死神面前的無助無能；《一把青》里朱青與空軍小夥子打情罵俏的喜鬧場面，襯現的是她喪失靈性，前後判若兩人的悲哀；《歲除》里賴鳴升喝醉酒表演打拳，引得眾人大笑，卻使讀者倍加心慟於他的絕對孤立，無人了解。如此，這三篇小說所呈現的那麼一點喜劇面，其實是一種偽裝，一種掩飾，目的在於反襯加強故事的悲劇性。
惟獨在《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里，喜劇表現不是偽飾，不是作者利用來表達悲劇的工具，而是真正用來刻畫金大班的性格的。惟獨這一篇，故事的「輕鬆面」不但足以和「嚴肅面」抗衡，甚而超越壓蓋之。
從這篇小說的「語氣」（tone），我們很容易感覺出作者在寫此篇時的相當輕鬆的心情。這和《歲除》大異；我們讀賴鳴升的故事，會感覺到作者的心情十分沉重。主要是因為這兩篇的主角很不相同：賴鳴升是個不肯接受現實，完全活在「過去」的悲劇性人物，十分令人憐憫；金大班卻是一個很能接受現實，很會照顧自己，因而根本用不著別人憐憫的女人。換言之，因為金大班異於《台北人》里絕大多數的主角，不是一個悲劇人物，所以作者能夠以輕鬆愉快的筆觸，描寫她，述說她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一點，即作者對金大班的喜劇性之看法與態度，和金大班對自己、對人生的看法態度，十分相近，可以說是吻合為一。這大概就是為什麼作者在這篇小說里，不單用客觀敘述法，而一再鑽進主角的意識；也就是為什麼作者如此自由自在出入於金大班的意識，客觀主觀兼用，卻能保持語調之一致。
白先勇對朱青是「憐惜」，對賴鳴升是「敬愛」，對金大班，則是十分的「喜愛」。整篇小說調侃活潑的語氣，使我們知道，作者覺得金大班這個人有趣，可笑，可愛，可親。事實上，金大班很可能是《台北人》全集里最有人味的一個角色。
然而她卻是個如此俗氣不堪，滿嘴下流話的女人！這，當然，和她的生活環境有密切關係。她當了二十年舞女。以前在上海百樂門，現在在台北夜巴黎。她接觸的客人，不是尹雪艷所接觸的高雅上流社會人士，卻多是一些滿身銅錢臭味，來舞廳「花鈔票」的中產階級生意人。而一般「貨腰娘」，最大的夢想，也就是釣得一頭金龜，嫁給有錢的商人。金大班倒不那樣「餓嫁」，年輕的時候放棄了許多機會，然而年已四十的她，知道不能久等，到底找了個戶頭，即將下嫁六十大幾的富商陳發榮。這篇小說，寫的就是金大班在「夜巴黎」的最後一夜。第二天，她就要搖身一變，成個「老闆娘」了。
金大班既然是一個長期在拜金的風月場中打滾出來的人，她身上當然沾滿了屬於這個環境的現實粗俗氣味。首先，作者讓她姓金，就有暗示含義。事實上，白先勇選用小說人物的姓名，頗為用心，時常以名字影射其人。就《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這篇來說，潘金榮、周富瑞、陳發榮等名字，一看就使人覺得很適合他們暴發戶生意人的身分。而金兆麗年輕時的情人「月如」，人若其名，在金大班記憶里，永遠像月光那樣美，那樣皎潔，一點都沒有男性的臭味。話說回來，讓我們看看金大班是如何個「俗氣」法。先瞧她的衣飾打扮：
金大班穿了一件黑紗金絲相間的緊身旗袍，一個大道士髻梳得烏光水滑的高聳在頭頂上；耳墜、項鏈、手串、髮針、金碧輝煌的掛滿了一身。
這幾句文字里，就有三個「金」字。我們注意到，全篇小說里，金大班之所言，所思，以及日常慣用語，經常都與金錢有關。當夜巴黎童經理因她和舞娘們喝酒遲到而發出怨言時，她要和他「把這筆賬給算算」。她說，人家來夜巴黎「花鈔票」是她的功勞，又提醒道：「我的薪水，你們只算到昨天」。她獨坐化妝室，回想到當年，棉紗大王潘金榮在她身上下工夫，「花的錢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座了」；但她把他一腳踢給了任黛黛，並取笑任黛黛「釣到一頭千年大金龜」。在決定嫁給陳發榮之前，金大班早就託人打聽清楚他的「根基」，知道「兩個巴掌是沒有的事」，但「三四百萬的家當總還少不了」。她嫌陳發榮「出手有點摳扒」，「把錢看得天這麼大」，「可是陽明山莊那幢五十萬的別墅，一買下來，就過到了她金兆麗的名下」。為了捉住這麼個老頭兒，她在美容院還「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錢」。她想起秦雄（一個戀愛著她的年輕船員）的銀行存摺，裡面只有區區七萬元存款。在她百樂門走紅的時候，「一夜轉出來的檯子錢恐怕還不止那點」。她想，十年前她「金銀財寶還一大堆」，若是那時碰見秦雄這個痴心漢，也許就嫁他了，但她現在已四十歲，什麼都可以不要，卻要一個像任黛黛那樣的綢緞莊；「當然要比她那個大一倍……先把價錢殺成八成」，以示她的厲害。
當金大班得知她一手提拔的舞女朱鳳，和一個香港僑生睡大了肚子，而那僑生已回香港去時，她頭一句逼問的話是：「留下了東西沒有？」朱鳳搖頭。金大班大怒，氣不忿朱鳳「讓人家吃」，把好不容易高抬的「身價」毀掉。她罵她「把條大魚放走了」，「連他鳥毛也沒抓住半根」。
後來在舞池子里，大華紡織廠的董事長周富瑞拉住她，求她去請一請正在向他賭氣的小如意蕭紅美。金大班笑道：「那也要看你周董事長怎麼請我呢。」就這樣，她輕易向他勒索得到婚禮的十桌酒席。她半勸半逼正在吃醋賭氣，一心想捉金龜婿的蕭紅美，去陪周董事長，心裡私自估計，那姓周的在蕭紅美身上「少說些也貼了十把二十萬了」。
即連最後，金大班偶然流露柔情的一幕，她說的話也不與金錢無關。對著那個周身露著怯態，來舞廳「旁觀」的年輕男人，金大班笑盈盈說道：
我們這裡不許白看的呢，令晚我來倒貼你吧。
我們已看到，金大班真正是個重視金錢財物，俗氣不堪的女人。但正因為她是這樣一個人，在她臭罵朱鳳之後，居然能把自己手指上一克拉半的火油大鑽戒卸下擲給朱風，讓她和她「肚裡那個小孽種過個一年半載」，益發顯出她當時的慷慨，是多麼難得，可貴。
說到這裡，我們雖對金大班已有了一個概念，但如果我們不同時研究一下這篇小說的語言與語調，就根本沒法感覺到她是怎樣一個有趣的人，因為我們無法看到她的種種「絕」處。這樣的話，我們就根本捕捉不到這篇小說的喜劇特性。
我上文已提到，這篇小說之可能成為喜劇，是因為金大班不是一個悲劇型的人物。而且，像貨腰娘釣金龜婿這樣的題材本身，也頗有喜劇潛能。然而這篇小說的喜劇表現，最主要還是維繫在語言與語調。
小說始於作者的客觀敘述。作者用生動，活潑，而略帶誇張的口吻，把金兆麗這個角色，頗富喜劇意味地介紹呈現我們面前。一開頭，我們聽到夜巴黎舞廳的樓梯上「一陣雜沓的高跟鞋聲」，原來「由金大班領隊」，浩浩蕩蕩進來了十來個打扮得衣履風流的舞娘，使我們覺得看到了一隊娘子軍似的。金大班妝扮得金碧輝煌，一身塵世氣味，但頭頂卻梳個大道士髻！突然，從樓門口，「竄」出夜巴黎童經理，「一臉急得焦黃」，只顯得可笑，而不顯得可厭。她的自大個性與火躁脾氣，也只使人覺得可愛，而不可恨。
難得的是，當作者從金大班的意識觀點敘故事時，往往三兩句話，不但表現她的思想言語之俚俗，亦表現她的自大性格；不但顯示她喜劇式的處世態度與觀事態度，亦顯示《台北人》里作者的「今昔對比」之一貫主題。下面是幾個例子：
說起來不好聽，百樂門裡那間廁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還寬敞些呢？童得懷那副臉嘴在百樂門掏糞坑未必有他的份。
當年在上海，拜倒她玉觀音裙下，像陳發榮那點根基的人，扳起腳趾頭來還數不完呢？
她在百樂門走紅的時候，一夜轉出來的檯子錢恐怕還不只那點。五年——再過五年她都好做他的祖奶奶了。
金大班這個人，自以為了不起，頗輕視她周圍那些沒見過「從前那種日子」，「那種架勢」的人。她認為——有道理地認為——夜巴黎之有今天的場面，還完全是「靠了我玉觀音金兆麗這塊老牌子」。和賴鳴升同樣，她驕傲於自己的過去，最希冀得到別人的尊敬。她喜以「老大姐」身分自居，所以吃道別飯時，舞娘們「孝敬我，個個爭著和我喝雙杯」，使她滿心歡快。而秦雄對她「比對親娘還要孝敬」，也使她甚為得意。她一手提拔「鄉下土豆兒」朱鳳，辛苦傳授予她「舞場里的十八般武藝」，雖然是由於和童經理賭氣，卻大概也是為了享受享受當「教官」的威風。搓手搓腳抱怨她們吃頓飯這樣久，客人沒人招呼陪舞。金大班不慌不忙，起先還笑盈盈解釋：「小姐們孝敬我，個個爭著和我喝雙杯，我敢不生受她們的嗎？」但見童經理猶自不停的埋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