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在從杭州到建康府的路上，就向呂頤浩和張浚提出，必須向金朝派遣使者求和，他說：「如今雖是夏日炎炎，轉瞬之間，便是到了秋高馬肥時節，虜人須是用兵。國家衰弱已極，如何支捂？遣使北上，便是第一緊切底事。朕不憚卑辭厚禮，唯是求虜人不用兵。」呂頤浩和張浚說：「危難時自願出使，極是不易，待臣等用心尋訪。」
君臣到達建康府後，宋高宗又不斷催促。一天，呂頤浩在面對時口奏，說：「今有饒州鄱陽人洪皓，自願奉使，此人是政和五年進士，官為朝散郎。張樞密舉薦後，臣與他言談，甚是識道理，通世務。」張浚補充說：「此人秉性忠義，臣敢保他不辱君命。」
在宋朝的官場裡，進士出身本身就是一塊金字招牌，非其他出身可比。宋高宗說：「此時自願奉使，必是忠臣，而況是進士出身，可叫他午後入對。朕思忖多時，與金虜終須一個『和』字了得。朕嗣極之初，黃潛善與汪伯彥建請，遵守靖康誓約，與金虜劃河為界。二人雖是日後誤國，卻不可因人廢言。李綱輕舉妄動，廢罷二人初議，至今兩河全失，兵禍未已。虜人所以不住用兵，一是因朕廢了張邦昌而即位，二是以朕不守靖康誓約。朕今命詞臣起草國書，唯願以卑辭緩和敵意，使國家與生民稍獲休息。」他說完，就由身邊的張去為將御案上的一份國書草稿遞給呂頤浩和張浚。
呂頤浩看後說：「當年南唐自降帝號，然而國朝曹彬終於飲馬大江。如今陛下自降尊號，願充金虜底藩臣，卑屈已極。臣與陛下君臣之分已有三年，身為大宋底首相，切恐難逃君辱臣死之責，亦是愧見百官。」原來自從宋高宗登基以後，已經向金朝元帥府屢致國書，其通常的格式是「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而這份國書卻改為「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從皇帝自動降為康王，在古代政治中當然成了頭等大事。
張浚也說：「國書中言道：『自古國家迫於危亡，不出守禦與逃奔二策。今守則軍旅不振，逃則封域已窮，偏師一來，唯有束手聽命。』切恐未見緩兵之效，而益啟輕侮之意。臣以為國書宜改寫。」
宋高宗說：「朕料得卿等必出此言。卿等奉朕為君，不得不如此議論。以朕所見，唯有不與虜人交兵，而保守得黃河以南地界，方是上策。金虜強大，朕便是降去尊號，有所不憚。此事朕意已決，卿等不須另議。」
呂頤浩和張浚為向金朝派遣使者，也議論多次，兩人都對求和的效果表示懷疑。真所謂是病急亂投醫，既然皇帝一力主張，兩人也抱著僥倖一試的態度。然而今天皇帝自己授權詞臣起草的國書，又頗出兩人的意料之外。儘管兩人表示了反對意見，而皇帝的態度卻如此決絕，於是呂頤浩和張浚互相無可奈何地望著，不再申述異論。
張浚又另換議題說：「如今京東與陝西殘破，唯是杜充尚以重兵鎮守東京，兼護西京。國家艱危以來，措置首尾失當。大宋承平一百六十年，只是與西夏戰事連綿不斷。陝西諸軍，人稱西兵，是國家精士健馬底所在，陛下中興須自關陝始。若是虜人佔得陝西，深入四川，則東南亦是難以自保。臣與呂相公計議，莫如命杜充節制京東、京西與淮南，臣願親去陝西，便得以首尾相應。」
宋高宗說：「朝廷久無重臣鎮守陝西，卿自請為朕遠行，極是忠藎。卿是執政官，按祖宗法制，國家所置使名以宣撫使最重，多是委任執政。朕今特命卿為宣撫處置使，出守陝西，可以便宜行事。朕依二卿之議，另命杜充兼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說：「臣蒙陛下知遇之深，委寄之隆，敢不勉竭駑鈍，以圖報稱。但願經營三、五年後，臣與杜充得以兩路進兵，收復河北與河東失地，迎請二聖歸朝。」
宋高宗說：「朕不求卿收復失地，唯是命卿保守陝西。越王勾踐尚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朕既是作國書，自願去尊號稱臣，二十年內，不得言收復失地底事。淵聖做事反覆，輕毀盟約，致使虜人有以藉口，朕當引以為至戒。虜人若是願和，朕自當信守盟約，行以小事大之禮，以黃河為界河，不得逾越。便是二十年後，亦須依事勢而定。臣僚侈談仇恥，可得忠義底虛名，朕卻是受實禍。」
兩個多少傾向抗戰的大臣，聽到皇帝這番議論，不免深感洩氣。但依當前的形勢而論，確實也只能暫求偏安。呂頤浩和張浚感到無話可說，就準備告退。宋高宗吩咐呂頤浩說：「卿可持國書與洪皓，以朕意曉諭。」
呂頤浩回到都堂，就立即召見洪皓。洪皓今年四十二歲，和善的相貌中透露出堅毅，舉止雍容。呂頤浩特別與他互相作揖，以示平交的禮遇。洪皓坐定以後，呂頤浩取出那份國書草稿，遞給洪皓，說：「主上午後便召洪朝散面對，此便是詞臣所草國書。」
洪皓把國書仔細看了兩遍，說：「國書卑屈太甚，莫須改易。」呂頤浩本來就為國書感到委屈和惱火，他說：「此是主上親定，一字改不得。」
洪皓站立起來，說：「我此回自願奉使異域，原是不顧生死榮辱。然而國書恁地說，直是教我難於受命。」呂頤浩面帶怒色，說：「國家艱難時節出使，比不得承平時出使大遼。若要不卑屈，便不須出使。此事你自去面對，不須與我議論。」
洪皓也不相讓，說：「呂相公居百僚之首，當知君憂臣辱、君辱臣死底道理。」他提到「君辱臣死」四字，正好是呂頤浩奏對時的言論，更使呂頤浩的一腔怒氣，都發洩在洪皓身上，他一時聲色俱厲，說：「你知君辱臣死，我難道不知君辱臣死，眾文武都去投秦淮河自盡，又有甚人救得君父之辱？且與我退下！」
洪皓卻反而用懇切的語調說：「我與呂相公面談數次，知得相公尚是個血性男兒，非黃潛善、汪伯彥之流可比。然而呂相公身居百僚之長，理當率先百僚，匡正國書之失。你今日不能匡正國書之失，切恐他日亦復不得君父底仇恥。」呂頤浩到此也無言以對。
當天下午，洪皓進入行宮，到後殿面對。後殿最初是一個佛殿，宋徽宗時，改為供奉道教的元始天尊，現在又將元始天尊請出了大殿。暑熱天氣，宋高宗還是頭戴隆祐太后所贈的特製道冠，身穿淡黃薄紗袍。
洪皓叩見以後，宋高宗首先愁眉苦臉地說：「國步艱難，兩宮遠狩，朕不能昏定晨省，極不遑安。卿此去若能見得兩宮，遙致請安之意，亦可稍減朕底罪愆。」他說著，就滴下了兩串淚珠。洪皓受了感動，他說：「陛下如此孝悌，自可感通天地鬼神。臣此去若能叩見兩宮，定須致陛下底至意。然而臣以為天道好還，虜人殘暴，豈能久據中土。陛下日後若能掃除仇敵，克定中原，此便是聖天子底大孝。」
宋高宗說：「卿恁地忠心，不避危難，直是大宋社稷之福。朕今進你五官，以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卿此去若得緩兵一二年，便是大宋底功臣！卿去之後，家中老母眷屬，朕自當特增祿賜，用心看覷。」原來宋朝出使，為了提高使者的級別，經常用假官，即借官的辦法。洪皓雖然用禮部尚書的名義，但作為假官，並不擔任禮部尚書的實職。
洪皓完全理解，皇帝談話的關鍵是在「緩兵一二年」一句，他說：「臣受太上皇、淵聖與陛下底聖恩，如今又蒙陛下超擢，義當傚法漢朝蘇武，克盡臣節。然而國書言詞過於卑屈，使虜人底氣焰更盛，便難以行緩兵之計。」
宋高宗說：「呂頤浩與張浚亦是持此議，依卿底計議，國書當怎生底？」宋高宗認為，目前需要依賴洪皓出使，不便像對待呂頤浩和張浚那樣，立即回絕，只能裝出虛心聽納的姿態。
洪皓說：「依微臣底議論，陛下一不可貶帝號，自居於藩位，二不可恁地卑屈，啟虜人底貪心，三須名正言順，請番人歸還二聖與天眷。目即既是敵強我弱，尤須傚法太上皇與金虜海上之盟底舊規，平起平坐，不卑不亢。」
宋高宗又傷心落淚，他掏出紅手帕，一面拭淚，一面用近乎哀告的口吻說：「朕非木石，極感卿底忠藎。詞臣一時疏失，未能體朕迎請二宮底至意。」他用簡單的一句話，就把自己其實並無迎還二帝的心意，輕易地掩飾過去。他繼續說：「朕蒙祖宗休德，嗣位已是三載，如今在國書中自行貶降，豈不是痛切心肝？然而春秋之際，越王勾踐臥薪嘗膽，躬自執役，降為臣虜，苦心焦思，又是過朕百倍。朕思忖多時，唯是天下百姓免於兵燹，朕又何憚於一己之屈。若是依卿之議，切恐終不得使金虜暫緩南牧之騎。」
宋高宗的眼淚還是收到立竿見影之效，洪皓長吁一聲，說：「臣願為陛下一行，唯願陛下切記社稷底深仇大辱，傚法勾踐，時刻以恢復為念，臣便是在異域千刀萬剮，亦當感恩於九泉！」他不再堅持異議，君臣倆又相對慟哭一場。三天之後，洪皓一行使者就毅然離別故土，渡江北上。
皇帝的所作所為，固然可以瞞昧廷臣，卻是瞞不過身邊的宦官。馮益、張去為等人親身感受到宋高宗的變化。他現在確實一反懶於問政的舊習，不但白天辦公，有時甚至在晚膳過後，還要叫張去為或張才人、吳貴人給自己念奏疏或上書。
現在正是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