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綱罷相，不能不引起朝野極大的震動。鄧肅在罷官之前，通過登聞鼓院收到一百六十四封上書，有的只用溫和的言詞諫勸，也有的卻用激烈的語言抨擊，都一致反對罷免李綱，建請復相。鄧肅照例命令吏胥謄錄，並編排目錄和提要，全部轉送大內和都堂。
來自民間和低級官員的上書，還一致譴責黃潛善和汪伯彥，建議皇帝予以罷免，這對兩人造成了很大的壓力。汪伯彥懷著惶恐不安的心情，對黃潛善說：「輿情洶洶，恐有不測。靖康時便有陳東鼓惑士民數萬，伏闕言事，宰相李邦彥亦遭暴徒毆擊。淵聖不得已，而復用李綱，罷逐李邦彥等人。我已命王淵調遣二百軍兵，出入護衛，以防兇徒滋生事端。」黃潛善將陳東的三份上書遞給汪伯彥，說：「這回陳東又適來應天府，其上書言語凶悖。若不預作措置，防患於未然，唯恐靖康伏闕事再見於今日，聖上行事，亦不得不如淵聖。」兩人最擔心的，一是出門被百姓攔街毆打，所以命令王淵派兵護衛，二是落得如當年李邦彥的可悲下場。
汪伯彥仔細地、反覆地閱讀陳東的上書，額頭上不由冒出了顆顆汗珠，最後，他指著上書中的一段文字，對黃潛善說：「陳東建請聖上罷巡幸東南之議，親征河北，復相李綱，罷免黃相公與我，俱不足上軫宸襟。唯有此段文字，足以使聖上震怒。」原來陳東上書有如下的一段：
「陛下以介弟之親，元帥之重，自可號召天下，擁兵勤王，恢復宋室，而不當於二帝北狩，宗社艱危之際，遽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回歸，不知何以自處？」
黃潛善看後，又取出另一份上書說：「另有一個狂士歐陽澈，上書極力詆毀汪相公與我，言道元帥府擁兵不救東京，坐視二帝蒙塵，又語侵宮掖，並無忌諱。」汪伯彥沒有料到歐陽澈的上書，居然還翻元帥府時的舊帳，他只見上書中又有如下的一段文字：
「陛下即位於艱厄之時，猶不思國家之奇恥，宗社之大辱，宮禁寵樂，日傳於外。宦寺弄權，以拆洗為名，掩耳盜鈴，搜求姝麗，過於攘奪。既自淫佚於內，欲求儉樸之名於外，不可得也。好色伐性，古人所戒。昔漢成帝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其後逸欲無節，終為漢室昏亂之主，西漢之基業，由成帝而壞。況今金虜虎視，山河殘破，中興之業艱難，任重道遠，陛下豈可不慎其細哉！」
汪伯彥看後說：「依我之見，黃相公不如持二人底上書面對，乞聖上早作處分，預備彈壓事宜。」黃潛善說：「你何以不與我同去面對？」汪伯彥說：「相公是右揆，我是執政，且職掌樞府，不預政事。」汪伯彥的話當然是一種藉口，他已明白事態的嚴重，知道眾怒難犯，認為有關彈壓事宜，最好還是讓黃潛善出面。
黃潛善和汪伯彥估計到宋高宗不會看任何人的上書，認為陳東和歐陽澈的兩份上書，一個說宋高宗不當稱帝，最足以觸犯皇帝的深忌，另一個說宋高宗好色，又最足以刺中皇帝的深痛。按照宋朝的傳統，是相當重視文士的上書言事。如今兩名宰執既然已是千夫所指，被輿論斥罵為奸臣，顯然已不便自己出面處置，唯有請求皇帝親自處理，才是一種最恰當、最得體，又是最少風險的辦法。彼此對以上理由顯然難以言傳，而只能心照不宣。
宋高宗在宣佈李綱的罷相制後，一直命宦官們報告李綱的行止和去向。當他聽到李綱已經上船南下，就下令在後宮設宴慶賀。他如今感到一個討厭的樊籠已經打破，自己成了一隻可以自由飛翔的鳥。在饜飫酒食之餘，他帶著醉意摟住身邊的潘賢妃，用手撫摸她的下巴說：「李綱任相，朕無帝王之樂；如今李綱罷黜，朕方知有帝王之樂。帝王乃是至尊，自當隨心所欲，為所欲為，豈容得大臣聒噪！」在旁侍立的康履笑著說：「此是官家英斷，小底們早曾道來，李綱不去，官家便不得快活。」眾人都哈哈大笑。
八月二十五日，右相黃潛善與三名執政共同奏對後，又請求單獨奏對。當時尚書右丞許翰也已經提出辭職，尚未得到皇帝批准，黃潛善請求單獨奏對，其實還是嫌忌許翰。黃潛善從笏後取出陳東和歐陽澈的兩份上書，然後口奏說：「李綱天資輕躁，而強辯似智，豪言似勇，頗能欺惑愚眾，竊流俗底虛譽。無知小民，輕信易動，靖康時萬民伏闕上書，幾致釀成大變。此回罷相以來，又有狂士一百餘人上書，鼓吹浮言妄議，變亂是非，為李綱稱頌功德，詆毀陛下中興之政。其中尤以陳東與歐陽澈二書，言語指斥，為人臣所不忍讀。陳東本是靖康伏闕上書底禍首，竊恐他鼓惑愚民，劫持朝廷，威逼陛下，須早為預防之計。」
宋高宗做了幾天快活皇帝，對士民的上書一字未讀，陳東和歐陽澈的上書就成了新聞。他聽到了有人竟敢「指斥」自己，才頗感震驚和慍怒。他取來兩份上書閱讀，全身出了陣陣冷汗，臉色變得愈來愈難看，最後竟癱軟在金龍交椅上，有氣無力地說：「朕本無黃屋心，不意人言可畏，飛短流長。」
宋高宗的神態完全出乎黃潛善的意料，黃潛善原先只期待皇帝狂怒，而且怒不可遏。他不得不隨機應變，用激憤的語調說：「陛下應天承運，臣民推戴，迫以大義，入繼大統，又有太上『可便即真』底御筆。陳東狂妄，膽敢指斥乘輿，臣蒙被聖恩，恨不能手劍斬取首級！」聽了黃潛善的話，宋高宗活像一隻洩氣的皮球，又重新打足了氣。他忘了帝王的雍容和尊嚴，簡直是從金龍交椅上彈跳起立，大聲吼道：「依卿之意，當如何處置這廝奸賊！」話音剛落，又發現自己過於衝動，有失體面，連忙坐下。
黃潛善早已準備了應答，他反而用較為緩和的口氣說：「陳東與歐陽澈言語指斥，犯大不恭之罪，按律，在十惡不赦之列。臣恨不能將他們凌遲於鬧市，千刀萬剮，以儆傚尤。然而國朝自太祖皇帝深仁厚澤，列聖相承，尤重上書言事。若將他們重責脊杖，刺配沙門島或廣南遠惡州軍，只恐群臣上章解救，狂士得以藉口，煽動奸民伏闕。依臣愚之見，此事須陛下及早處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平息事端。」
在中國古代社會，宋朝是最講究尊重士人的一個朝代。秦始皇可以痛快地、毫無顧忌地焚書坑儒，而宋朝自從前述太祖立下太廟誓碑以來，對於上書言事的士人從來不敢濫施誅殺。太祖的誓約作為宋朝的最高機密，如今事實上已經公開。依黃潛善的本意，當然希望將陳東和歐陽澈處以極刑，以洩心頭之恨，但他決不敢貿然從事，特別是陳東，作為聲譽滿天下的名士，他更沒有膽量冒天下之大不韙。殺害名士，在古代的政治倫理中是極不光彩的事，黃潛善的全部盤算，就是啟動皇帝的殺機，而使自己卸脫殺害名士的惡名。
宋高宗說：「既是如此，事不宜遲，朕自可寫御批付卿，從速將二個兇徒斬於鬧市。」黃潛善說：「臣承乏右相，不掌庶務。陳東與歐陽澈以言事為名，臣已被指目為奸佞，勢須迴避。此事唯有陛下聖斷，親下手詔與孟庾。」孟庾是應天府的知府。宋高宗立即提筆寫了簡單的手詔，由馮益接取，交付黃潛善，黃潛善卻不敢接受，說：「請馮大官將手詔徑下府衙。」馮益鼻中發出了嗤聲，說：「黃相公，你慫恿官家下手詔，又將殺兩個蠢秀才底重任交付孟大尹。官家底手詔，一字千鈞，小底不曾吃得豹子膽，承受不得。」他說完，雙手將手詔往黃潛善手中一塞。宋高宗聽到馮益的譏諷，也對黃潛善有一些不快，他用命令的口吻說：「卿須自去吩咐孟庾！」黃潛善再不敢作任何搪塞和辯解，連忙說：「臣領旨！」
但黃潛善回到都堂，就立刻做了小手腳。他將手詔密封後，命令吏胥送往府衙，並且傳話說：「可令孟大尹處分畢，便奏稟聖上，不須關白三省。」他又唯恐因此受到皇帝的責怪，連忙準備了一批珍寶，分送康履、藍珪、曾擇、馮益等眾宦官，疏通關節。
陳東是鎮江府丹陽縣人，字少陽，今年四十二歲。他在北宋末年領導了著名的愛國群眾運動後，名重天下，卻辭官歸鄉。宋高宗即位後，又特別將他召到南京。陳東正好是在八月中秋抵達應天府，寓居道教的神霄宮，並在當天向尚書省遞交申狀。三天以後，李綱正式罷相，陳東到南京的時間雖短，而所見所聞已使他憂心忡忡，他激於大義，接連上書。
陳東家財不豐，他住在神霄宮的客房，只帶一個家僕，平日深居簡出，大部分時間用於讀書。有一個士人李猷，是明州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昨天才投宿神霄宮，聽說在道觀內還住著陳東，今天特來拜訪。兩人相見禮畢，李猷說：「晚生慕名已久，未見陳秀才，只道是個叱吒風雲底豪傑，今日得見，原來是個儒雅之士，卻又能為驚天動地底事。」陳東說：「我只是一介書生，平時又不善交遊。當時只為江山安危，唯有倚重李相公，此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數萬人不期而集，不召而至，於宣德門伏闕上書。」李猷說：「然則陳秀才敢於倡義天下，亦是得仁人無敵之勇。」陳東說：「我與李相公並無一面之交，只是敬服其剛毅果敢，奮不顧身，以任天下之重。可惜如今朝廷又罷黜李相公，進退去就，於李相公私計為甚輕，卻於江山社稷為甚重。信用黃潛善、汪伯彥之輩，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