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寫的一本歷史推理書。
兩年以前，我出版了新形式的歷史敘述《秦崩：從秦始皇到劉邦》（原書名：《復活的歷史：秦帝國的崩潰》），按照預定的計畫，我開始著手寫第二部：《復活的歷史：漢帝國的誕生》。殊不知，鬼使神差，因緣際會，我竟然先寫成了這本歷史推理，自己也感到意外。
寫歷史推理，是多年以前就有的想法。
我入史學之門，算是科班正途，進北大歷史系，從考證開始起步，經過人物評論、事件原因探索，一直到史學理論，一步一個腳印，從基層走到高層，經歷了一個難得的完整過程。因為喜好哲學，遇事愛尋根問柢，歷史是什麼，歷史學又是什麼的終極問題，始終是我的關懷。畢竟是千古的疑難，怕要求索一生。退而求其次，考證是什麼，考證的原理在哪裡？也一直吸引著我。多次實踐以後，漸漸悟出些道理來了，考證的基本思路，就是基於證據的推理。
基於證據的推理，不僅是歷史學的思想基礎，也是科學的思想基礎。歷史學與科學之間，在基礎的部分有相關的交接點，實在是使我感到高興，因為我曾經有過做科學家的少年夢。我愛讀偵探小說，最欽佩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那種智慧的冷峻神態，瘦長的敏捷身姿，很使我著迷。偵探小說讀得多了以後，對於偵探們的思路，也大體看出門道來了，同樣是基於證據的推理。
偵探小說發端於英美，經過日本人的改進，發展成為體裁廣泛的推理小說，內容也由單純的刑警破案擴充到暴露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江戶川亂步、松本清張、森村誠一、赤川次郎……眾多的推理作家，宛若燦爛的群星，使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
我到日本以後，注意到一個有趣的事情，這些寫偵探小說的名家們，不少人喜好歷史，特別是古代史。他們不但用古代史做題材寫偵探小說，有些人還直接介入到古代史的研究中來。報紙電視關於古代史疑問的討論，常常是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和偵探小說家同堂共議，爭鋒鬥智，那種融會文學和史學、結合實證和推理的動人景象，在中國是未曾見過的。
著名歷史學家周一良先生不僅是中國古代史的大家和日本史的專家，也是偵探小說的愛好者。他讀了日本推理小說家高木彬光的推理小說《成吉思汗的秘密》後有所感，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題作＜日本的推理小說與清代的考據之學——一種文化比較＞。在這篇文章中，周先生結合自己讀書治學的體驗，指出了推理小說與考據之學間有相通的內在聯繫，二者在基本思路上相同，都是基於形式邏輯的推理。
周先生是我所敬仰的老師，讀了他的文章，加深了我的感悟。我進而想到，不管是在歐美還是在日本，偵探小說都頗為流行，是得到國民喜愛的通俗文化。反之，在中國的流行文化中，沒有發達的推理小說，國民喜愛的方向，偏重在神怪武俠。神怪武俠是非邏輯的自由遐想，那種上天入地、出神入化的超脫和飛躍，由不得讓我想到莊子的無拘無束，道家的自然自由。諸子百家中，唯有名家是講思辨、重邏輯的哲學派別，經過秦始皇的焚書、漢武帝的尊儒以後，兩千多年來是斷絕了。這種斷絕，對於中國文化和國民心理的影響，不可不謂久遠深長。
諸子百家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和根本，是人類脫離鬼神迷信之後的東方理性覺醒，其豐富的內涵和無限的可能，先被政治專制的焚書打斷，後被文化統制的尊儒閹割，從此偏離多元的方向，失去了自由與活力，實在是兩千年來中國文化的不幸。痛定思痛後的當今中國文化，其最大的課題，就是回到古典，重鑄文化，在諸子百家的根上，嫁接現代的普世文化，發展出融會古今中外的新文化來。
歷史是文化的核心，歷史學的開拓也是文化的課題之一。於是我又發奇想，是否可以在考據之學的傳統之上，參照推理小說，發展出一種新的表現歷史的形式？我由此有了歷史推理的想法。
我是理論脫離實際論者，承認任何理論與實際之間都存在著差異，而這種差異，正是人為努力的所在。理論先行，有了想法以後，我開始著手實踐。歷史推理的內容，當然是歷史上的疑案。在古代史領域，到處都是難解的疑團，大到夏王朝是虛幻還是真有其事，小到秦始皇的父親是子異還是呂不韋，大凡是可以做考證文章的題目，都可以成為歷史推理的題材。問題在於形式，尋找合適的形式成了寫作歷史推理的關鍵。
我試圖學習偵探小說的手法，設計一位宛若偵探的歷史學家，引導自己的學生們來出入古今，破解古史之謎。如此深入下去的結果，自然走向了推理小說的方向，在增加了趣味和自由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削減了歷史可信度的傳達。我希望堅持歷史學本位的立場，偵查的疑案就是歷史學的問題，證據一定要真實，推理一定要合理，可以構築，但不能編造。虛構人物的推理小說的方式，不是我當下追求的目標。我暫時放下了這種寫法，將原稿封存，留待將來做別的用途。我將注意力轉向題材，期待內容能夠提供形式的啟示。
我在寫作博士論文＜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的時候，曾經明確了一個重要的史實：創建了漢帝國的劉邦集團，它的上層，多是出身於楚國的軍人，數量雖然不大，卻是集團的核心部分，我稱其為楚人集團；它的中下層，多是出身於舊秦國的軍人，數量最大，構成集團的外圍和主力，我稱其為秦人集團。順著這條線索，我在整理項羽之死的歷史的時候，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垓下戰敗，項羽潰圍脫逃，一支漢軍的騎兵部隊奉命追擊，終於在烏江岸邊置項羽於死地。項羽死後，有五位漢軍騎士各自奪得了其遺體的一部分，都被劉邦封為列侯。這五位騎士，無一例外都是出身於關中地區的舊秦軍將士。其中的一位叫作楊喜，他的第五代孫子楊敞是司馬遷的女婿，曾經做過漢朝的丞相，與司馬遷有多年的交往。《史記．項羽本紀》中關於垓下之戰和項羽之死的紀事，因為都出於楊喜的口述，所以栩栩如生，真實得讓人生疑。
這段歷史的澄清，不僅印證了我對劉邦集團地域構成的發現，也堅定了我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馬遷，以《史記》為藍本寫歷史敘述的決心。我進而聯想到兵馬俑，這是一支以秦帝國的京師軍為原型塑造的地下軍團，那些追擊項羽的舊秦軍將士們，甚至是楊喜等五人的身姿，說不定就躋身於其中？興奮感動之餘，我用自己熟悉的形式，就這個題材寫了兩篇論文，一篇題作＜兵馬俑與項羽之死——秦京師軍去向探微＞，在「秦俑學第六屆學術討論會」（二○○四年，兵馬俑博物館）上發表，後來刊載在《秦文化論叢》第十二輯上。另一篇題作＜論《史記》敘述中的口述傳承——司馬遷與樊他廣和楊敞＞，在「紀念司馬遷誕辰二一五○週年暨學術討論會」（二○○五年，陝西師範大學）上發表，後來刊載在《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四輯上，算是兩份歷史研究的學術成果。
兵馬俑與項羽之死的內容，被與會的記者報導，經過報紙和網際網路的轉載，受到歷史愛好者的廣泛關注。一位長輩告訴我，他在火車站的消遣雜誌上看到了相關的文章，候車時買來打發時間。我去年暑假到安徽實地考察，從垓下經過東城到烏江，一步一個腳印地追尋項羽之死的蹤跡。在烏江「項羽祠」出售的旅遊書上，我也看到了相關的文章，買來作紀念。當然，這些文章的作者都不是我，而是各種層面上的愛好者們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的改寫和再改寫。
在得到上至學會下至娛樂小報的回饋以後，我再一次感到歷史的神秘，感到真實的歷史，可以比虛構的小說更精采；追求歷史真相的樂趣，可以由專家與大眾共享，專家和大眾一樣，都有一顆好奇的心。我由此想到，既然是專家與大眾都感興趣的內容，與其由外行的愛好者來改寫傳布，留下淺入誤出的詬病，何不由專家自己來深入淺出地傳播？受到新的刺激後，我開始考慮以項羽之死為題材，以已經寫成的學術論文為基礎，再一次嘗試歷史推理的寫作，希望大眾看得有趣，專家不會搖頭。
寫作的過程斷斷續續，停停寫寫，持續了好幾個月，結果是失敗了。儘管有好的題材，卻找不到好的形式，我無法脫離學術論文的框架，另外寫成一種既能使大眾感到有趣，也能使我有心寫下去的新東西。我很有些灰頭灰腦，懷疑自己是否走火入魔而為賢者笑，我又一次將歷史推理的想法束之高閣。這一次，我將歷史推理從我的歷史學構想中作了刪除，排除到歷史學之外，乾乾脆脆來了個一刀兩斷。
古來賢者說，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有所不為方能有所為。不再受歷史推理困擾的我，於是將有限的精力，集中於歷史敘述的追求。感謝神明的眷顧，我竟然在失落的地方有了收穫，在思維的推理上增添了實地的考察，在冷峻的邏輯上增添了移情的體驗，在問題式的求解外追求歷史的自然流程，終於找到一種自己滿意的形式，完成了《秦崩：從秦始皇到劉邦》。
那個時候，我再次思考了自己的歷史學構想，確認了歷史研究、歷史理論和歷史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