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儒這件事情，最早見於《史記》，兩千年來，我們相信這件事情，把這件事情看成暴君秦始皇的標誌性罪行之一。在調查秦始皇疑案的過程中，沒有發現秦始皇反儒的確切證據。他在追查扶蘇的案件時深入到坑儒事件當中，經過仔細的查閱尋訪，嚴密的追蹤考察以後，歷史偵探獲得充分的證據斷定，坑儒是一樁偽造的歷史，一樁一而再，再而三的三重偽造的歷史。
簡單說來，秦始皇坑方士這件事情，本身就是編造的故事，是西漢初年的方士們編造的，為的是將自己打扮成暴政的受害者，便於自我吹噓，遊說權貴以博取祿利。西漢中期，司馬遷編撰《史記》的時候，為了警告慫恿漢武帝求仙求藥的方士，不小心將這個不可信的故事寫進了書中。到了東漢初年，儒家的經師們為儒學的國教化製造輿論，為了將儒家的經典抬舉為聖經，將儒生們塑造為殉教的聖徒，他們將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改造成秦始皇坑儒的故事，在得到官方的認可後，從此作為「歷史」一直流傳下來。這樁歷史疑案，隱密曲折，已經超出了本案的追查範圍，我把它的來龍去脈，以附錄的形式放在書末，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另外翻閱。
不過，在坑方士這個可疑的歷史故事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一個比較可信的史實是，扶蘇對秦始皇信方士、追求長生不老的做法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對秦始皇過於急切的施政表示擔心，曾經站出來勸諫秦始皇。這個時候的秦始皇，大概是因為服用了方士們進獻的仙藥，又修煉神奇的方術的緣故，性格變得暴躁，他當即大怒，發落扶蘇出京，到上郡（今陝西榆林南部一帶）蒙恬所統領的北部軍中出任監軍。
始皇帝貶斥扶蘇出京，毫無疑問是對扶蘇的懲罰和警告，相當於亮了黃牌。不過，黃牌不是紅牌，貶斥出京並不等於廢黜。這件事情，只是一個信號，顯示了始皇帝在繼承人問題上出現了猶豫和搖擺，表示他還想繼續觀望和考察。我們為什麼這樣說呢？至少可以舉出兩個理由。
第一，上郡地區的重要性。上郡在陝西省北部，包括現在的延安、榆林以北地區，緊鄰秦帝國的首都內史地區，是秦帝國北部軍的總部所在地。秦帝國的北部軍，是大將蒙恬所統領的三十萬精銳部隊。這支軍隊，在蒙恬的統領下，擊敗匈奴，佔領河套地區，修築連接長城，在秦帝國的北部構築起堅固的防線。北部軍的任務，首先是防禦匈奴，警戒匈奴的騎兵軍團南下入侵。同時，北部軍的總部設在上郡，上郡是首都的北部防區，所以，北部軍又是拱衛首都的周邊部隊，相當於今天的北京軍區。北部軍統帥蒙恬兼任首都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內史，完全掌控著首都和北部的軍政大權，其地位之重要，非同尋常。始皇帝將扶蘇派到這裡來做監軍，不能不說是怒中有愛，貶斥中有重用。
第二，扶蘇到上郡以後形成的局勢。扶蘇善於取信於人，也善於與人相處，他到上郡出任監軍以後，與大將蒙恬共事，關係融洽，合作得非常和諧。前面提到，蒙恬的弟弟蒙毅受寵於始皇帝，多年以來，一直在始皇帝的身邊擔當樞要重職，我推測可能是出任郎中令，相當於宮廷內衛大臣。扶蘇是皇長子，眾望所歸的皇位繼承人；蒙恬是帝國北部軍統帥，兼任首都地區的軍政長官；蒙毅是內廷中樞政要，始皇帝最親信的侍從大臣。扶蘇與蒙恬共事，內有蒙毅的支持，皇長子與蒙氏兄弟在政治上攜手聯盟，事實上成為始皇帝之下最大的政治勢力。
我在整理這一段歷史的時候，感到晚年的秦始皇雖然暴躁，卻不糊塗。從他一生的為人行事來看，他是一個決斷敢行的人，為了最大目標的實現，不惜承擔巨大的風險。他性格鮮明，處理事情果斷而急切，怒氣之下常常有過激的舉動，一旦省悟又馬上更正，毫不優柔寡斷，也不拖泥帶水。唯有在繼承人問題的處理上，秦始皇的所作所為，處處顯示出矛盾和徬徨。他貶斥扶蘇出京，當然是明確的政治態度，表示他有意對繼承人問題做重新考慮，表示了警告性的懲罰意圖。然而，出京不遠到上郡，讓扶蘇就近掌控了秦帝國最重大的軍權，又是一種溫存的布局，事實上為扶蘇造成一種實力繼承的態勢。看得出來，始皇帝猶豫於兩可之間。
晚年的始皇帝偏愛幼子胡亥，曾經考慮立胡亥為太子，他猶豫於兩可之間——立長子還是立幼子？始皇帝將如何做出自己最後的決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