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行旅。行旅的人生，進出於歷史當中。
我是愛旅遊的人，手持地圖，背負行囊，行走在大漠荒野中尋找故跡遺蹤，是我少年時代以來的夢想。入史學之門以來，國內走得多了，東渡以後，國外也多走了。
也不知從何時起，我被視為華僑了。這種僑居外國的中國公民的法律定義，這種帶有飄泊意味的世界公民的文化含義，似乎給我帶來了一種遊魂的宿命。我始終在永無止息地遊走。
我去東南亞，追尋過華僑南下的路，捕捉到多種文化混成的異國情調。馬來半島南端的華人之國新加坡，井井有條，宛若跨國公司，卻讓我感到文化的飄搖。我橫貫北美大陸，從溫哥華島一直到聖勞倫斯河畔，自然的遼闊和歷史的短淺，讓我有人跡冷清之感。我到希臘，追蹤歐洲文明的源頭；我到羅馬，景仰世界帝國的壯麗。瑞士獨特幽靜，我去伯爾尼訪問愛因斯坦的舊居；德國整潔美麗，我到海德堡尋覓歌德的行跡。歐羅巴久遠的歷史，深厚的文化，讓我感到人類文明的親近。
我到南半球，在布里斯本從容漫遊，到雪梨訪親問友。當我在黃金海岸仰望藍天，當我騎馬穿行東澳的草原森林時，我有飄然若仙之感，這裡是天涯海角，抑或是人間樂園？當我透過飯店的玻璃窗凝望雨中的街景時，我想起毛姆筆下的異國風情，眼前浮現出高更隱逸後的奇異色彩。那時候，點點滴滴美麗的偶遇遐想，最是哀婉甜酸；絲絲縷縷爬上心田的情緒，竟然是我那遙遠的故鄉，日漸遠去的童年回憶，青春歲月，連帶著故國山河的舊創和頑強的生命。人生若旅，我彷彿行走到半生的盡頭？
澳洲歸來後，家父敦促我去巴黎、倫敦，說那才是近現代歐洲文明的中心；友人勸誘我去紐約、芝加哥，說那才是當今文明的尖頂。然而，此時此地的我，心已另有所繫。多年來的東西南北，歲月長久的飄來遊去，我心中總是無根，我感到失去自我的仿徨。當種種新奇浮華消退以後，一種質樸的返祖歸根的情緒由我心底浸潤開來。「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行役，奚惆悵而獨悲。」幼小熟讀成誦的＜歸去來辭＞響起，陶公高遠明澈，冥冥中引領我脫出迷津。
「悟以往之不可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於是我有所領悟。我欲回歸中土，我欲呼喚祖靈，我欲溝通古今，我要以有限的生命，作文化和人生的歸結。情思湧動之下，我萌發一種終生之志：將已經活在我心中的一段歷史，即秦漢帝國的歷史，作復活型的敘述。
我研治秦漢史將近三十年。三十年的生命投入，已經使我與秦漢先民心心相繫，方方面面，最為周詳熟悉。我與秦漢先民對話多年，秦漢的歷史早已經活在我的心中。二千年前的往事情景，宛若就在我的眼前；萬萬千千的生命，正在開創著千變萬化的經歷，如同我所生活著的今天。那是一個活的人間世界，不管是兒女情長還是鐵馬金戈，皆是聲音可聞，容貌可見，人情相通。那是一個通的人文世界，情感理性，思想行動，衣食住行，一切渾然一體，沒有政治、經濟、文化的領域劃分，也沒有諸如文史哲類的門戶區別。
然而，當我試圖將構想形諸於筆端時，卻屢屢碰壁。我所熟悉、我能夠運用的歷史學的諸種文體形式，無法表達復活於我心中的歷史。復活的歷史，那種生動鮮活的境界，豐富多彩的變遷，那種古今交匯的融和，逆轉時空的超越，無法用學院式的堅實學問來囊括，無法用科學的理性分析來包含，與此相應，也無法用考證、論文、論著以至於筆記和通史的體裁來表現。長久苦痛之餘，我不得不作新形式的尋求。
歷史學的本源是歷史敘事。歷史敘事，是基於史實的敘事。司馬遷一部《史記》，堪稱中國歷史敘事的頂峰。《史記》是伴隨我一生的讀物。我重讀《史記》，在確認史實可靠之餘，再次感歎太史公敘事之良美，思慮之周詳。精彩動人的敘事，有根有據的史實，深藏微露的思想，正是《史記》魅力無窮的所在。我獲得又一種感悟：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馬遷。
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是當代史學中一朵光彩異放的奇葩。黃先生用一種嶄新的文體，融通史學、文學和思想，開啟了一代新風。一九八○年代，我初讀《萬曆十五年》時，驚異於歷史還可以這樣表現，俯心低首引為模範表率，與諸位致力於新史學的同道相互激勵，有意一起來開創新的史學的未來。時過境遷，我重溫《萬曆十五年》，仔細體味之下，感悟到復活的歷史，需要細膩的心理體驗和當代意識的參與，需要一種優美的現代散文史詩。
秦漢帝國的歷史，古來依靠的是文獻史料。這些年來，得益於數量龐大的考古發掘，新出土的史料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傳世文獻，結合新舊史料的歷史學研究已經重新改寫了歷史。考古資料的運用和研究成果的引入，不但是復活歷史的根據，也是直接的媒介。概略通檢之下，使我想到發掘報告書和學術論文的活用。
秦漢時代，距今已有二千多年，數百年間億萬人生活過的歷史，所留下的文獻遺物，不過是滄海一粟。我常常感歎，古代史研究，宛如在黑暗的汪洋大海中孤舟夜行，視線所及，只能見到燭光照亮的起落浪花。以數字比喻而言，我們所能知道的古史，不過萬分之零點零零一，九千九百九十九點九九九是未知的迷霧。以極為有限的史料復活無窮無盡的遠古，需要發散式的推理和點觸式的聯想，使我想到古史考證和推理小說之間的內在聯繫。歷史學家，宛若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和克莉絲蒂筆下的白羅。
我讀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感慨於作者作為史家的博學多識和他高超的表現技巧。我讀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他寫一個偉大的時代而不是寫一個偉大的國王的宗旨，使我深有同感。當我讀完日本女作家鹽野七生敘述羅馬帝國千年歷史的十二冊大著《羅馬人的故事》後，我明白秦漢帝國的宏大歷史畫卷，需要連續系列的形式。法布爾的《昆蟲記》我是小時候讀過的，重新瀏覽之餘，我記下了一條筆記：「《昆蟲記》以科學報告為材料，以散文形式寫出，兼具科學性和文學性。內容以昆蟲學為基礎，摻入觀察敘述，往事回憶，理論性議論，經歷講述等，可謂是一種自由的文體，值得試一試。」
地理空間是歷史的基本要素，沒有明確的空間關係的歷史，宛若一鍋迷糊的醬湯，不辨東西南北，始終暈頭轉向。地理空間絕非文字說得清楚，自從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面世以後，我們對中國歷代的歷史地理，才有了可以索圖查詢的可靠依據。然而，僅僅索圖查詢而不親臨實地，仍然是紙上談兵。山川氣候，道路城邑，民俗風情，都需要去走，去看，去感受，去觸摸才能曉得。國破山河在，人去屋宇存。在時間中過去了的歷史，往往有空間的遺留。復活歷史的觸點，常常就在你一腳踏上往事舊址的瞬間。今人不能身去往古，今人可以足行舊地，古往今來的交通，需要藉助於實地考察。
田餘慶先生和西嶋定生先生，是影響我學術和人生最深的兩位恩師。田先生是我在北大的導師，進東大以後，我成了西嶋先生的門下弟子。田先生在精湛考論之餘，極重實地考察，他主持大運河訪古之行，行旅中解決曹丕征吳之戰中的地理問題。西嶋先生幾乎年年到中國，研究所及，腳步幾乎隨之而至。
日本的中國古代史學界有出行考察的傳統。近年來，同行中出了幾位好走的友人。早稻田大學的工藤元男，他追蹤大禹的傳說，一頭扎進四川西北的高山谷地，不時銷聲匿跡。學習院大學的鶴間和幸是秦始皇的研究者，他東西南北，追隨始皇帝蹤跡，求索在史實和傳說之間。至於愛媛大學的藤田勝久，他循司馬遷足跡，幾乎走遍了中國大地，獨行之餘，也不時邀我結伴同行，同享行旅的甘苦。
國內同行，艱苦的田野工作，從來是由考古學者擔當，他們不僅行走，幾乎就住在田野上。我在陽陵發掘現場見到王學理先生時，對烈日下宛若鄉野老農的考古學者，油然而生敬意。人大的王子今先生是考古出身的歷史學者，他主治秦漢交通史，木車牛馬所及，怕已經走得山窮水盡。北大的羅新先生從中文到歷史，他好訪古奇，攜西人驅車西行，尋覓中恍惚與西天西王母失之交臂。更有文化學者余秋雨先生，嘗試用行走觸摸文化的心髓，自稱行者無疆。行筆至此，看到最近的報導，央視的崔永元也帶隊開始萬里長征，追尋紅軍的故跡，要作行走的主持。
行走是人類的天性，行走是古來的傳統，行走是時代的新風。在古今風流的時尚當中，我再次開始新的旅程。這次新的行旅，不是去海外世界開眼，也不是去繁華都市染風，而是回歸故國河山，深入荒山野地，去追尋先民故跡，去尋找往事遺留，去尋求夢想，去復活歷史。這次新的行旅，我事前有充分的準備，周詳檢討史料，再三索圖查詢，往事史實爛熟於胸，所求所索明瞭於心，往往是書中筆下所及，我隨之跟蹤而去。
我隨歷史去豐縣、沛縣，尋訪漢高祖劉邦的龍興之地；我去芒碭山懷古，連通了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