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這篇文章，以政治道德而論，幾近邪惡；以文學成就而論，堪稱先秦散文的名章；以功效結果而論，二世政權之不可挽救，李斯自身之誅滅，皆可以由此查驗。
李斯徹夜不眠，絞盡腦汁，費盡心思，再次修書呈送二世。李斯上呈的這篇奏書，被稱為＜奏請二世行督責書＞。這篇文章，行文老到深峻，論理緊湊有序，極盡阿諛逢迎之能事，全文巧妙引經據典，高明順意曲解，以鏗鏘的氣勢，將白說黑，將黑說白，有理有據地為最高統治者提出一套兼顧個人享樂和專制獨裁的督責方案。這篇文章，以政治道德而論，幾近邪惡；以文學成就而論，堪稱先秦散文的名篇；以功效結果而論，二世政權之不可挽救，李斯自身之誅滅，皆可以由此查驗。由於此文不僅關係歷史動向，也堪為千古鑑戒，我不惜筆墨，將司馬遷記載於《史記．李斯列傳》的這篇邪惡美文，通俗轉述如下：
賢明的君主，一定是道法周全而能行督責之術的人。君主督責臣下，臣下就不敢不竭盡全能以事君主，君主臣僕的名分可以由此確定，君上臣下的地位可以由此分明，天下無論賢達還是不肖，也就沒有人敢不殫精竭慮地服從君主了。如此而來，君主獨斷制控天下而不受任何限制，窮盡享樂的境地至於無極。賢明的君主，對此不可不體察洞明。
申子說：「擁有天下而不能放縱恣肆，可以說是以天下為桎梏。」之所以這樣說，沒有別的理由，由於不能行督責之術驅使臣下，只能以身替代，不得不為天下之民受苦受累，宛若堯和禹一樣，自入於桎梏當中。如果不能修煉申子和韓非的權術，不能施行督責的道法，不能制控天下以適應自己，反而去勞累身體，苦痛精神，徇身百姓的話，只能說是黔首的僕役，而不是奴役天下的主人，毫無可貴之處可言。
使他人適從自己，自己尊貴而他人低賤；使自己適從他人，自己低賤而他人尊貴。所以說，適從他人者，低賤也；被他人所適從者，高貴也。古往今來，沒有不是這樣的。古來凡是被尊賢的人，是因為他高貴；古來凡是被鄙愚的人，是因為他低賤。堯和禹，是以自身適從天下，為天下所奴役的人，竟然被流俗尊賢為聖人，真是失去了尊賢之所以尊賢的根本真義，可以說是大謬大誤。堯和禹的為人行事，是宛若桎梏般的為人行事，以自戴腳鐐手銬比說，當是再貼切不過了。堯禹的自賤愚行，歸結為一句話，都是不能施行督責之術的過錯。
韓非子說：「慈母膝下有敗家之子，嚴父之家無逆子悍奴」。之所以如此，是嚴懲必罰的結果。所以商君之法規定，揚棄土灰於道路者，處以黥鼻之刑。揚棄土灰是輕罪，黥鼻之刑是重罰，商君仰賴明主在上，所以能深行督責重罰輕罪。犯輕罪而有重罰，何況犯重罪？威懾之下，庶民哪裡敢稍許有所觸犯？
韓非子又說，丈餘布帛，庸人不願放手；千兩黃金，盜蹠不去攫取。之所以如此，不是庸人貪心重，盜蹠慾望淺，也不是布帛利益大，黃金被輕賤，而是攫取黃金必有斬手之刑，入手布帛未必有處罰相隨。城壁高五丈，勇士樓季不敢輕易冒犯；泰山高百仞，跛羊牧食踐踏其上。之所以如此，難道是因為樓季困於五丈城壁而犯難，跛羊反而以百仞泰山為平易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五丈城壁峭峻難以攀登，百仞泰山和緩可以援行，取決於艱險之勢的不同。同樣的道理，明主聖王之所以能夠久處尊位，長執大權，一人獨擅天下之利，沒有別的道理，只是因為能夠獨斷專行，精審於督責之術而使用重罰之刑，使天下不敢有所冒犯。如果不致力於防止冒犯的要事，而是糾纏於慈母之所以導致敗家子的瑣事，則是沒有體察到聖人所論的精髓。若不能專斷行聖人之術，反而捨身服事於天下，當是何等悲哀。
儉節仁義的人立於朝廷，荒唐放肆的歡樂止息；諫說辯理的諍臣近在身旁，散漫疏懶的心志收斂；烈士死節的行為彰顯於世，淫逸康樂的期待廢失。唯有明主能夠離棄這三種人，獨操主上之術以御控順從之臣，明法嚴察，所以能身位尊而權勢重。大凡被稱為賢主的人，必定是能夠迕世變俗、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的人，在世有尊重的權勢，死後有賢明的諡號。由是之故，明君獨斷，權不下臣，然後才能滅絕仁義之道，堵塞諫說之口，困阻烈士之行，絕聽無視外界，專聽獨視內心，既不受仁義烈士之行的影響，也不被諫說爭辯之辭所左右。如此才能煢然獨立，暢行恣肆享樂之心而無人敢於違忤，如此才可以說是修明了申子、韓非的權術，商君的法令。法令修、權術明而天下亂的事情，古往今來沒有聽說過。
所以說，王道簡約而易於操作，唯有明主能夠實行。督責專精則臣無邪心，臣無邪心則天下安定，天下安定則主上尊嚴，主上尊嚴則督責必成，督責必成則所求必得，所求必得則國家富強，國家富強則君主豐樂。所以說，督責之權術設定，則欲求無不可以求得。督責設定之下，群臣百姓救過不及，哪裡還談得上圖謀不軌？帝王之道如此齊備，則可以說是君臣之術明瞭，縱然申子、韓非復生，也不能超過於此。
二世皇帝讀了李斯的這篇文章以後，大為高興。老師趙高的理解，特別是丞相李斯引經據典、有理有據的肯定，消除了他對於自己追求恣肆享樂的疑慮和不安。二世是膽大妄為、行動魯莽至於蠻幹的人，他於是比照丞相提供的方案，肆無忌憚，有理論有綱領地實行督責之術，窮盡耳目之所欲。離宮別館、阿房宮工程，益發抓緊進行；賦稅不減，徭役加劇，興作不已。對於臣下，厲行督責，對於官吏，嚴加訓示，對於反抗叛亂，則一律誅殺無所寬免。如此施政的結果，轉化政策以消除秦帝國過於緊張的內外關係之最後機會消失。天數未盡，事在人為。滿身瘡痍、戰事四起的秦帝國，如果中止高速賓士，在緩行中作徹底的檢修調整，並非沒有復興的機會。然而，在肆情縱慾的皇帝胡亥、保身阿諛的丞相李斯、殘忍嗜權的郎中令趙高三駕馬車的牽引下，巨大的秦帝國繼續狂奔疾走，因為失去了剎車制馭，其車毀人亡已經難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