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受到叛軍兵臨城下的重大刺激，生來沒有政治才能、也無施政興趣的胡亥，完全喪失了對於權力和人生的安全感，及早享受人生，滿足行樂的慾念，成了他至上的追求，如同查知死期瀕近的絕望者，時限越是緊迫，行樂越須及時。
周文軍攻入關中威脅首都，是秦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對秦王朝君臣上下震動極大。首都地區的威脅解除以後，追究責任的言論動向，開始出現。
李斯是政府首班，施政的主要負責人，又是溝通皇帝和大臣的樞要，上上下下的各種指責非難，自然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李斯儘管年邁自保，畢竟執掌秦王朝國政多年，政治經驗豐富，通過陳勝叛亂驟起、急遽擴大蔓延的事件，他認識到先帝晚年以來的急政是事件的原因。先帝統一天下以後，北逐匈奴，修築長城，南征南越，屯戍五嶺，通馳道連接各地，築直道通達邊境，驪山陵園尚未竣工，阿房宮又開始修建，所有這些工程，都徵發百姓服役承擔。徭役過重，貽誤農耕，民生不能安定，逃亡犯法增多，帝國法制嚴密，有罪必罰，又引來避刑抗法的蔓延。陳勝、吳廣之亂，就是役重法嚴之下人民鋌而走險的結果。為了迅速平定叛亂，安定帝國，在堅決實施軍事鎮壓之外，帝國的施政也應當作相應的調整，減輕徭役，緩弛刑法。
李斯的看法，代表了二世政權內以丞相為首的政府方面的意見，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等先帝老臣都支持李斯。由於事關帝國安危，三人決意向二世皇帝呈情上書，上書由李斯起稿。李斯不僅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也是第一流的文章家，他在上書中分析形勢，辨明利害，委婉地表達寬刑減徭、轉換政策的必要。對於二世，他也從先帝顧命老臣們的立場，希望年輕的皇帝以古代聖王堯和禹為榜樣，夙興夜寐，勵精圖治，在危難之後，重振帝國萬世江山。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李斯的上書，不但沒有促成二世對於轉換政策的認同，反而招來了二世的嚴厲非難。二世不僅不同意寬刑減徭的政策轉變，而且對李斯以堯、禹要求自己的提法極為反感，提出尖銳的質問。
二世下書李斯說：「對於丞相所言，我有自己的看法。韓非子說，堯統治天下的時候，殿堂只有三尺高，櫟木的椽子不作雕飾，茅草的房頂不作修剪，即使是驛站客房，也不至於如此簡陋。冬天披鹿皮，夏天穿麻衣，吃粗糧，喝菜湯，用土盒盛飯，用土碗裝湯，即使是里監門房的飲食，也不至於如此粗糙。禹穿鑿龍門，開通大山，疏浚九河，築堤九曲，引澇水通於大海。然而，禹自己腿脛掉毛，手足生繭，面目黝黑，最終死於都外，葬身於會稽，即使是俘虜奴隸，其勞作也不至於如此酷烈。這種行為舉事，是愚戇不肖之人的勉強所為，不是聰明賢達之人的自然行事。賢人擁有天下，重在貴有；貴有之要，在於使擁有的天下適用於自己。所謂賢人，必定是能夠安定天下治理萬民的人，若是連自身都不能安逸得利，如何能夠統治天下？出於這種考慮，我願肆志廣欲，長享有天下之利而不受有天下之累，難道不可以嗎？」
二世皇帝胡亥本來是沒有政治抱負也沒有政治野心的帝室公子，他年方二十齣頭，敏感早熟而神經質。多年來，目睹父親一生汲汲於政務，宛若堯王禹帝般勞苦，而當天下偉業大成時，卻面臨病痛的折磨，苦於生命的短暫，尋藥求仙，苦苦期求得不到解脫，終於違願逆情，撒手葬身於暗黑冷澈的地下。貼近父親一生的真相，特別是親臨父親垂死的陰冷，胡亥早早地生出生命苦短的強烈感受。
即位之初，胡亥曾經私下將他的這種心境向老師趙高透露過。他對趙高說：「人生在世，宛若乘坐六馬快車馳過缺隙，轉瞬即逝。我既然已經君臨天下，希望能夠窮盡耳目之所喜好，享盡心志之所慾望，同時也安定宗廟國家，使百姓和樂，如此長有天下，享盡天壽，辦得到嗎？」
趙高是善揣人意的人，他順應二世的心思，肯定二世的想法是唯有賢明的君主才能夠實行的兩利良方。趙高又是心機深刻的人，他誘導二世不安和享樂的心思去消滅政敵。在趙高的誘導下，二世將兄弟姊妹們幾乎殺了個精光。二世骨肉相殘，目的是消滅帝室中可能的競爭對手，求得在位的安心，為享樂創造條件。兄弟姊妹們斬盡殺絕，孤身一人承繼父業以後，在親情的孤寂之外，似乎一時得到某種安心，可以尋父親的足跡，驅車外遊，安享天下之利。殊不知驟然間晴天霹靂，天下大亂，叛軍兵臨城下，不僅個人生命，連帶整個帝國基業毀於一旦的寂滅突然出現在眼前，受此重大刺激，生來沒有政治才能、也無施政興趣的胡亥完全喪失了對於權力和人生的安全感，及早享受人生，滿足行樂的慾念，成了他至上的追求，如同查知死期瀕近的絕望者，時限越是緊迫，行樂越須及時。
這時候的李斯，已經七十有餘，相對於剛剛二十歲出頭的胡亥，如同爺爺輩。李斯身處宮廷之外，軍國政務纏身，無法與胡亥朝夕溝通。他從政近五十年，人生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施政的行動，對於他來說，當前政治的要務，就是危難之後重建帝國的安穩。對於胡亥明確表明的縱情逸樂的強烈願望，他感到意外和惶然；對於他來說，二世的心境宛若天外的玄音。
我整理歷史到這裡，戚戚然感到李斯與胡亥之間有難以逾越的代溝。這種代溝，不僅是二人之間年齡的差異所至，更是不同時代間精神的錯亂所由。秦漢時代，是英雄的時代，經過諸子百家知識啟蒙的漢民族，剛剛步入壯年，大丈夫輕生重義，鮮廉寡恥，精神外向於國家社會，開疆拓土，建功立業，實實在在地追求高位富貴，正是時代風氣，也是人物時尚。李斯其人，正是如此英雄時代的模範。至於英雄遲暮，生命覺醒，個人在內向自省的反歸中，感受到時間流逝、生命速朽的虛玄精神浪潮，還遠在四百年以後的魏晉時代。然而，遲暮未來有前期預告，往往出現在早熟而衣食不愁，養尊處優的王室侯門中。二世皇帝胡亥，當為其先知先覺。
胡亥的感悟，這種生命苦短的煩惱，如果絕世出家，流布有道，可能創立解脫的宗教；如果宣洩於個性表現，辭章文字，可能成為哲學家和詩人。然而，胡亥與時代錯位，他生長在秦漢時代，從小接受法律教育；胡亥又與人生錯位，他被錯誤地安置在與他的天性氣質完全不相適合的位置上，被決定的人生是皇權高位。他沒有宣洩內省感悟的通道，他沒有同鳴共感的友人，他被壓抑的心境，一步步轉化成了及時行樂的慾望和行動，他的感悟和先覺，一步步走向了瘋狂和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