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始皇帝晚年的秦帝國，宛如一輛不斷加速奔馳的賓士馬車，已經失去了控馭；又宛若一張繃得越來越緊的弓弦，已經失去了制衡。
國之興亡，必有前兆。
歷來史家論及秦帝國的速亡，無不指出其勞民過度是首要原因。始皇帝和秦二世酷使民力，最受詬病的就是阿房宮和始皇陵，純粹是為君王私慾之滿足。直道之建設，出於國防軍用，姑且不論。至於為巡行出遊而修建馳道，則是公私兩論皆有。公務論者說，始皇帝的巡行出遊是外出鎮懾四方，安定新建的帝國；私慾論者說，始皇帝的巡遊外出是遊山玩水，求藥尋仙。這些或許都有道理。然而，家天下個人專制獨裁的體制下，君王的個人行動和國家的政府行為，往往是分不清、劃不開。朕就是國家，皇帝的私慾也就是王朝的意願。阿房宮的修建，既是始皇帝的個人喜好，其取代咸陽宮以作朝議正宮的考量，也是秦王朝朝廷的遷移；始皇陵是秦始皇個人的陵園，其承接先公先王陵園的餘緒，也是王朝國家祭祀的要所。不過，不管公也好，私也好，君王慾念也好，王朝意願也好，國防軍用也好，修建阿房宮始、始皇陵，整備馳道，建設直道，如此前所未有的龐大工程，其所消耗的鉅額財力，其所徵發的鉅額人力，無公私之別，都是民脂民膏，都要由秦帝國的人民來承擔。
為修建阿房宮、驪山陵，為整備馳道、直道，秦帝國總共動用了多少人力物力，我們已經無法知道。司馬遷說，秦帝國曾經動員七十萬人，一部分用來修建阿房宮，一部分用來修建驪山陵。至於馳道、直道，沒有具體的數字。根據最新的研究，從秦始皇三十五年開始修建阿房宮起，直到二世元年周文軍抵達驪山陵為止的四年間，阿房宮和驪山陵的工地上，常年有七十萬人勞作。七十萬人，多是青壯年男子，其中一部分是服刑的犯人，他們無休止地在工地上勞作；一部分是服役者，由全國各地徵發而來，一年定期輪換。秦帝國時代，勞役與兵役等同，做工者按照軍隊編制，七十萬工人常年勞作，相當於七十萬軍隊常年屯駐。
七十萬人屯駐做工，七十萬人生活吃飯，七十萬人的糧食供應，都要從函谷關外的關東地區轉運。古代社會，生產工具簡陋，一切依靠人力畜力，遠距離運輸的效率極為低下。以運送距離六百公里計，要維持一個人的糧食供應，需要十五個人專職負責運輸，效率僅為百分之六點七。關中有渭河連接黃河漕運，距離短效率高。假設以百分之二十的高效率論，要維持一個工人的糧食供應，也要五人專門負責，七十萬人的糧食供應，需要動用三百五十萬人作後勤轉運。秦帝國時代，一個家庭大致有五口人，阿房宮、驪山陵的七十萬工人，又關聯到全國各地二百八十萬人的生活生計。三百五十萬專職運輸者的勞作，又影響到一千四百萬人的生活生計。當是何等巨大的數字！
馳道、直道之修築，想來主要由經行的各地負責，長途轉運之苦，或許不及驪山陵、阿房宮，但大規模的財力投入和人力動員，則是毫無疑問的事情。司馬遷實有所感，他說：「我到北疆考察，由直道歸還長安，沿途觀看蒙恬所修築的長城亭障，斷山填谷所開通的直道通途，痛感秦之酷使民力。」捨此感慨不論，與修建阿房宮驪山陵、整修馳道直道並行，始皇帝派遣大軍攻擊匈奴，連接長城，三十萬戍卒常年屯駐北邊，又派遣大軍攻擊南越，五十萬戍卒常年鎮守嶺南。分布在帝國南北兩疆的八十萬軍隊，後勤供應要由內郡遠距離轉運，動員的人力，按照高效率計，要四百萬人專門負責。八十萬軍人，涉及三百二十萬家屬；四百萬轉運勞工，涉及一千六百萬家屬，又是何等巨大的數字！秦帝國的人口，估計在四千萬左右，根據上述的計算，僅阿房宮、驪山陵、長城、南越兩疆的人力動員，數量已在九百萬，連累家屬，已經超過四千萬，幾乎牽動帝國的全部人口。
草草如此算計，僅由此極不周全的數字，已經可以勾畫出一幅秦帝國因為酷使人力物力而面臨崩潰的圖景。兩千兩百年前的中華大地上，南到北越五嶺，北到長城沙漠，西到隴西臨洮，東到黃海東海，四千萬芸芸眾生，宛若勞蟻工蜂，往來不停地奔走在縱橫交錯的道路上，勞作死鬥於星羅棋布的據點中。關中咸陽的阿房前殿高台上，皇帝高高舉旗，指揮宛若蜘蛛網般密布全土的官僚機器，操縱著帝國臣民的一舉一動。皇帝揮旗往西，千萬人西去，皇帝揮旗往北，千萬人北行，皇帝揮旗往南，千萬人南下。皇帝旗幟的揮動越來越頻繁，四千萬人的運動越來越劇烈，移動距離越來越拖長，道路交通擁塞，守備空虛失衡，民人疲憊不堪。官吏驅趕吆喝的威壓，引來庶民躲避逃亡；政府執法刑戮的鎮懾，引來民眾反感抗拒。
始皇帝晚年的秦帝國，宛如一輛不斷加速奔馳的馬車，已經失去了控馭；又宛若一張繃得越來越緊的弓弦，已經失去了制衡。至於馬車何時墜毀，弓弦何時斷裂，只是時間的早晚和機會的引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