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拂臣出現之日，就是君王危殆之時。拂臣以君臣俱傷的非常手段，拯救國家社稷於萬難，不論成敗與否，都失去了在同一君王下共生的天地。
明人唐順之著有＜信陵君救趙論＞，從六國救亡的角度，肯定信陵君竊符救趙無罪有功。他說：「夫強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為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為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行文鏗鏘緊湊，持論切中肯綮，不乏歷史眼光。
長平之戰以前，燕國弱小，齊國衰退，秦國在秦昭王的堅強領導下，先後得到穰侯魏冉和謀士張祿的策劃協助，任用天才軍事將領白起，先擊敗韓、魏聯軍，後攻佔楚國的國都鄢郢。前二六○年，秦、趙長平之戰爆發，秦軍又在白起的統領下，將趙軍主力消滅，天下已經沒有可與秦國抗衡的國家了。秦軍圍困邯鄲，趙國岌岌可危。當時形勢下，趙國是阻止秦國吞併六國的最重要屏障，一旦趙國滅亡，韓國、魏國和燕國亦將失去後援和依憑，亡國指日可待。韓國、魏國和燕國歸秦，楚國和齊國就直接面臨秦軍的包圍，戰不能勝，守不能保，也只有被消滅的命運。從而，以多國間戰略的角度論，援救趙國，就是保衛魏國，也就是保衛六國；以歷史的結果而論，信陵君救趙的成功，使秦國吞併六國的時間，推遲了四十年。大梁不至於早成廢墟，安釐王生前免於成為秦軍俘虜，這些都不可不謂是信陵君的功績。信陵君竊符救趙，大有功於魏國和六國，斷無非議的餘地。
然而，唐文先揚後抑，轉而從君臣論的角度，指責信陵君竊符救趙的行為專重人際間恩信，無視魏王的權力威望，是人臣植黨，背公賣恩。他說：「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仇而無義憤。」唐生此議，以明代君主極權的專制臣道，衡量戰國紛爭時代的君臣關係，失之遠矣。
荀子是信陵君的同時代人，他著有＜臣道＞一文，稱信陵君是社稷之臣，國君之寶，是明君之所尊厚的拂臣。荀子以為，君主有錯謀錯事，即將危及國家社稷之時，能夠救亡圖存、解救國難者，唯有諫、爭、輔、拂四臣。諫臣，就是勸諫之臣。諫臣以禮勸諫君主，用則留，不用則去。爭臣，就是死爭之臣。爭臣以生死強諫君主，用則生，不用則死。輔臣，就是輔矯之臣。輔臣能夠合謀同力，率領群臣強力匡正國君，國君雖然不安，卻不能不接受，國家的禍患由此得以解除，最終得到君尊國安的結果。拂臣，就是拂弼之臣。拂臣抗拒君王的命令，竊取君王的權力，糾正君王的錯誤，安定國家於危難之時，解除君王於失政之辱，最終大利於國家社稷。
信陵君竊符救趙之時，趙、魏唇亡齒寒的大局已明，晉鄙軍出動抵境，魏王中途畏懼狐疑，導致魏軍鼠首兩端，時局陷於非常，失去正常解決的餘裕。非常之時，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用非常的手段才能解決。當此之時，信陵君行拂臣之行，竊符救趙，雖然拂逆了國君的權力和意志，卻安定了國家社稷。臣道的根本，是從道不從君，國家社稷在先，君主帝王在後。當此之時，信陵君先諫諍後拂行，違逆然後有功，功成之後，遣軍歸還魏王，自己選擇了客居趙國的政治流亡。他的行為，不顧生死而無私心，忠誠無畏而至於大公，可謂通於臣道之極致，臻於四臣之峰巔。
峰巔極致，也是危險的頂點。拂臣之行，已經抵達臣道的極限，雖然挽救了國家社稷的危難，卻動搖了君王統治的根基，也斷絕了繼續為人臣的後路。信陵君身處戰國，得門客之助，高游俠之行，他明智地選擇了客居趙國的流亡生活，既是高風亮節，也是拂臣的善終。數十年後，項羽抗拒楚懷王之命，殺宋義奪軍救趙，重演信陵君殺晉鄙救趙的故事，再次做了拂臣。不過，項羽事成以後殺懷王自立，選擇了奪權革命，欲行霸王之道，改變危險局勢重建天下，雖然一時成功，最後未獲善終。我整理歷史，觀覽歷代英雄，感拂臣行事艱難，結局險惡，非年輕氣盛、血氣剛烈而置生死於不顧之人不能行之。信陵君竊符救趙時的年齡，想來當在三十來歲。項羽殺宋義渡河救趙，只有二十六歲。兩千多年後，張學良將軍扣押蔣介石發動西安事變，做了現代的拂臣。他當時的年齡，是三十五歲；他的命運，是終身囚禁。
我不禁感慨，歷史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歷史有彷彿的相似，類似的結構之下，不變的人性編織大同小異的史劇。荀子稱拂臣是國君之寶，是明君之所尊厚，未免是理想化的設想。歷史上沒有一位君王能夠容忍拂臣，拂臣出現之日，就是君王危殆之時。拂臣以君臣俱傷的非常手段，拯救國家社稷於萬難，不論成敗與否，都失去了在同一君王下共生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