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戰國時代的任俠風氣，根植於人性中個人的自由放任，不受社會群體約束的天性，是對於法治吏的反動。戰國時代的游俠風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於自由的個人與個人間的友誼，是一種新的價值觀念，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政府法制，總是有力不可及的地方；統治的真空，一定有隱形的力量來填補。這種填補統治真空的隱形力量，就是民間的政治社會。民間的政治社會，是政府政治社會的對立統一體，二者既互相對立，又互相補充，也可以互相轉化，一切取決於相互存在的條件之變化。用通俗的話來說，政府政治社會是廟堂，民間政治社會是江湖；政府政治勢力是白道，民間政治勢力是黑道；政府政治是明流，民間政治是暗潮，二者同質異體，本質上都是強制性的人間統治體系。
商周以來的古代社會是世襲氏族社會，一切關係基於血緣氏族。天下是氏族國家的邦聯體制，社會是世襲氏族的宗法社會，政治是分封氏族的世卿世祿，經濟是氏族共同體的井田邑里，一切一切，都在氏族血緣的網路之中。廟堂與江湖同體，白道與黑道混淆，明流與暗潮共湧，人與人之間，無獨立的個人間的交往關係，獨立於血緣氏族的民間政治社會也不存在。
到了戰國時代，由於列國間戰爭兼併的結果，古來的國家社會崩潰，政治經濟關係瓦解，各國迫於戰爭的壓力，紛紛實行變法改革，全民皆兵，建立官僚政治，以官製法制維繫國家和社會，重新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社會的這種新舊交替之中，一部分從舊有的氏族血緣關係網中解脫出來的武士，由於種種緣故，沒有被新的官製法制體系編入吸收，成為脫離於社會主流之外的遊民，他們在新舊社會交替的縫隙間，以自身的行動，尋求新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連接關係，開始構築新的民間社會。由此產生的新的人際關係，就是任俠風氣；由此構築成的新的民間社會，就是游俠社會。
所謂任俠，就是任氣節、行俠義，個人與個人之間基於知遇，相互結托，行武用劍，輕生死，重然諾，以感恩圖報相往來。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任俠就是哥們兒義氣，男子漢間的友誼，大丈夫間的情義。任俠者之間，並無嚴密的組織，合則留，不合則去，也無固定的章程約束，只是憑藉人和人間的交誼，形成廣泛的社會關係，構築起網路狀的民間社會勢力。在戰國時代，任俠者往往是強項的遊民，他們不事生產，崇尚武力，在主流的法制禮制、倫理道德之外，憑著放縱的生活、不順從的精神，營造獨自的精神和實力的世界。任俠者之間，有取必與，有恩必報，講的是義；承諾的事，一定做到，救人之難，不避生死，講的是信。對於任俠者來說，人生的目的不在金錢和享受，也不在偉業的實現，只求結成人情的關係，達到義氣的境界而已。士為知己者死的名言，就是任俠者的理想極致。
戰國時代的任俠風氣，根植於人性中個人自由放任，不受社會群體約束的天性，是對於法制吏治的反動。戰國時代的游俠風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於自由的個人與個人間的友誼，是一種新的價值觀念，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戰國時代的游俠風氣，從上層社會一直滲透到民間下層，既包括許多不法亡命之徒，也不乏王公貴人。戰國七雄當中，秦國法制嚴明，對於游俠明令禁止，嚴予鎮壓，關東六國行政相對寬鬆，游俠們在各國間奔走往來，紛紛寄託於貴族門下，促成了各國的養士之風。楚國的春申君，趙國的平原君，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是名重當時的四大公子，以養士著名；他們的府邸，是游俠們集聚的去處。
在劉邦的任俠生活中，對他有影響的游俠人物有三位，一位是沛縣的王陵，一位是外黃的張耳，還有一位，就是魏國的信陵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