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九個月不到的時間裡寫完了那本書。打字機打出的原稿厚達三百多頁，每一頁都是我苦苦掙扎的結果。我能堅持到底，是因為除了寫作，我什麼都沒幹。我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在桌前坐十到十二個小時，除了偶爾到蒙塔古街做趟小小的旅行，採購所需的食物、紙張、墨水和印表機色帶之外，我幾乎足不出戶。我沒有電話，沒有電視機或收音機，沒有任何種類的社交活動。只有4月一次，8月又有一次，我坐地鐵到曼哈頓的公共圖書館查閱了一些資料，除此以外我沒有離開過布魯克林半步。但我也不是真的待在布魯克林。我待在那本書里，而那本書在我的腦袋裡，所以只要我把自己關在自己腦袋裡，我就可以繼續寫那本書。那就像生活在一間牆壁裝有護墊的精神病房裡，但在當時，在所有可能的生活方式當中，那是唯一讓我感覺有意義的。我無法活在現實世界裡，我很清楚，如果沒有準備好就返回那個世界，我將會四分五裂。所以我躲在那套小公寓里，成天埋頭於寫作海克特·曼。那是一項緩慢的工作，甚至也許是一項毫無意義的工作，但它迫使我連續九個月把全副精力都投在上面，因此我忙得根本無暇去想任何別的東西，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才沒有瘋掉。
4月底，我給史密茨寫了封信，要求再請一學期的假。我還沒有一個長遠的計畫，我說，但接下來的幾個月除非發生什麼特殊情況，否則我恐怕是不能回去教書了——即便不是永遠，至少也是很長一段時間。我希望他能原諒我。並不是我對當老師失去了興趣，我只是不能確定，當我站在講台上對著學生們講話的時候，我的雙腿是否支撐得住。
我慢慢習慣了沒有海倫和孩子們的生活，但這並不意味著我的狀況有了什麼起色。我不知道我是誰，我不知道我想要什麼，我必須重新找到一種與他人共處的方法，而在那之前，我只能算是半個人。在寫作那本書的過程中，我故意拖著不去想將來的事。留在紐約，給我租的公寓添置點傢具，在那兒開始新的生活，這似乎才是明智之舉，然而到了真要採取行動的時候，我卻做出了相反的決定，回到了佛蒙特。當時我正在辛辛苦苦地對原稿進行最後一輪修訂，準備打出定稿，然後就把書送去出版，就在那時候，我突然意識到，紐約就是那本書，一旦書完成了，我也就應該離開紐約另往他處了。佛蒙特大概是我所能做出的最糟糕的選擇，但那裡有我熟悉的土地，而且我知道如果回到那兒，我就能離海倫更近，我就能呼吸到她生前我們曾一起呼吸過的同樣的空氣。這種想法令人欣慰。我不可能再搬回漢普頓的老房子，但在其他鎮上還有其他的房子，只要仍然住在同一地區，我就可以實施我那瘋狂而孤獨的人生方案，同時也不用逼著自己忘掉過去。我還不想忘掉。時間才過去一年半，我想讓悲傷繼續。我所需要的是另一項可以讓我投入的工作，另一個可以將我淹沒的海洋。
結果我最終在西T鎮上買下了一個地方，那裡位於漢普頓南面大約二十五英里。那是一棟模樣可笑的小房子，一座由預製板搭成的滑雪小屋，裡面有電子壁爐，地板上鋪滿了地毯，由於樣子醜陋到了極點，它反而顯出某種美麗來。它沒有任何魅力或氣質可言，也沒有什麼可愛精緻的細節能騙人以為這裡曾經是個家。它是一座為活死人準備的旅館，一間為飽受折磨的靈魂準備的驛站，住在這種空空蕩蕩、毫無個性的空間里，會讓你明白：世界就是個每天都要更新的幻影。不過，儘管在設計上有種種缺陷，房子的面積結構卻很理想。既沒有大得讓你覺得迷失其中，也沒有小得讓你感到身陷牢籠。一間天花板上有天窗的廚房；一間下沉式的起居室，裡面有一扇觀景窗和兩面高度足夠容納下我那些書架的空牆；一條可以俯視起居室的涼廊以及三間大小一樣的卧室：一間睡覺，一間工作，一間存放那些我再也不忍心去看但又不能讓自己扔掉的東西。對於一個打算獨自生活的男人，它的面積和戶型都很適中，此外它還有一個優點：它完全與世隔絕。那棟小屋坐落在半山腰，濃密的樺樹、雲杉和楓樹環繞四周，只有一條泥路可以抵達。如果不想見人，我就可以不用見人。更重要的是，根本就沒有人要見我。
我搬進去那天剛好是1987年的第二天，接下去的六周時間我都在忙於具體事務：做書架，裝柴爐，把汽車賣掉並換了一輛四輪驅動的皮卡。下雪時山路很險，而這裡又幾乎一年四季都在下雪，所以我需要一件能讓我安全地上下山的代步工具，我可不想把每次出行都變成一次探險。我叫了一名水管工和一名電工來修理管道和電線，我油漆了牆壁，貯備了可以用一冬的柴火，又給自己買了一台電腦、一隻收音機和一台二合一的電話傳真機。與此同時，《海克特·曼的默片世界》正在迂迴曲折的學院出版系統里慢慢旅行。跟其他書籍不同，學術著作的出版不是出版社某位編輯說接受或者拒絕就可以算數的。作者要把原稿的複印件寄給那一領域的各個專家，在這些人讀過書稿並交出審讀報告之前，你什麼都別指望。由於這種審讀工作的酬金少得可憐（頂多只有幾百美元），加上那些專家往往都是忙於教學和自己寫書的大學教授，這一過程的時間常常被拖得很久。就我來說，我從11月中旬一直等到次年的3月底才有了答覆。那時我正專註於其他事情，幾乎已經忘了自己曾給他們寄過稿子。當然，我很高興他們願意出版它，很高興有機會展示自己的勞動成果，但我不敢說這對我有多大意義。對海克特·曼來說，這倒是個好消息，或許，對老電影迷和研究小鬍子的專家也是個好消息，但對我來說，那段經歷已經過去了，我很少再想到它。偶爾想到的時候，我覺得好像那本書是另外某個人寫的。
2月中旬，我收到一封從前大學研究生院同班校友的信，他叫亞歷克斯·科恩伯格，如今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為海倫和孩子們舉行的追悼會上，雖然從那之後我們就再沒聯繫過，但我一直把他當作一個可靠的朋友。（他的悼函是一份辭藻優美充滿悲憫的典範之作，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悼函。）在信的開頭，他為沒有早點聯繫而向我致歉。他經常想到我，他說，他從小道消息聽說我離開了漢普頓，在紐約待了幾個月。他很遺憾我沒有去找他。如果他知道我在那兒，他會極為樂意見到我。那是他的原話——極為樂意——典型的亞歷克斯風格。不管怎樣，信的下一段開始了，他最近應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之邀，要編輯一套新的系列叢書，世界文學經典叢書。一個名字怪怪的叫戴克斯特·菲邦的人，一個1927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系的校友，向他們遺贈了四點五億美元來啟動這個項目。項目計畫要把那些公認的世界文學名著都放到一起，編入一套統一的叢書。從梅斯特·埃克哈克到費爾南多·佩索阿，所有的作品都要被囊括其中，假如認為現有的翻譯已經不合適了，可以授權進行新的翻譯。這是一項瘋狂的計畫，亞歷克斯寫道，但他們已經決定讓我當叢書的執行主編，儘管多了各種額外的工作（我已經不再睡覺了），但我得承認我很享受。在他的遺囑里，菲邦列了頭一百本他想看到出版的作品清單。他是以製造建築鋁板發家的，但你可別小看了他的文學品位。清單上的其中一本書就是夏多布里昂的《墓中回憶錄》。我到現在也沒看過這本可怕的大部頭，整整有兩千頁之多，但我還記得1971年的一天晚上你在耶魯大學校園裡的某處——大概就在貝內克圖書館外面的那個小廣場旁邊——跟我說的話，現在我要把它對你複述一遍。「這本，」你說（手裡拿著那本法語版的第一卷在空中揮舞），「是有史以來寫得最好的自傳。」我不知道現在你是否還這麼覺得，但我也許都用不著提醒你，自從那本書1848年問世以來，迄今為止只有過兩個全譯本：一個是1849年出的，一個是1902年出的。是時候再出一個譯本了，你不覺得？我不知道你是否還對翻譯有興趣，但如果你有興趣，如果你同意為我們翻譯這本書，我會感到榮幸之至。
現在我有電話了。那並不是說我指望有誰會打電話給我，而是因為我想我應該裝台電話以防萬一。我在那兒沒有鄰居，萬一屋頂塌下來或是房子著火了，我希望能通過電話求助。那是我對現實為數不多的讓步之一，一種不太情願的承認，承認這個世界上其實並非只剩下了我一個人。通常來說，我會給亞歷克斯回信答覆，但那天下午我打開他來信的時候正好在廚房裡，電話就在那兒，在離我手邊只有兩英尺的檯面上。亞歷克斯最近搬了家，他的新地址和電話號碼就寫在落款下邊。這一切便利實在太誘人了，於是我拿起話筒撥了號。
電話鈴在那頭響了四次，然後自動留言機咔嗒一聲打開了。出人意料的是，裡面是一個小孩在說話。說了幾個字以後，我聽出那是亞歷克斯兒子的聲音。那時雅各布年紀在十歲左右，大概比托德大一歲半——或者應該說，如果托德還活著的話，他比托德大一歲半。這個小男孩說：現在是第九局結尾。一壘二壘三壘都站好了，兩人已經出去。比分是四比三，我方落後，現在輪到我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