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們且說易卜生的政治主義。易卜生的戲劇不大討論政治問題，所以我們須要用他的《尺牘》（Letters，ed．By his son Sigurd Ibsen, English Trans, 1905） 做參考的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個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人。當普法之戰（—八七零至一八七一年）時，他的無政府主義最為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與一個朋友道：
……個人絕無做國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國家檢直是個人的大害。請看普魯士的國力，不是犧牲了個人的個性去買來的嗎？國民都成了酒館裡跑堂的了，自然個個都是好兵了。
再看猶太民族，豈不是最高貴的人類嗎？無論受了何種野蠻的待遇，那猶太民族還能保存本來的面目。這都因為他們沒有國家的原故，國家總得毀去，這種毀除國家的革命，我也情願加入。毀去國家觀念，單靠個人的情願和精神上的團結做人類社會的基本，——若能做到這步田地，這可算得有價值的自由起點。那些國體的變遷，換來換去，都不過是弄把戲，都不過是全無道理的胡鬧。（《尺牘》第七九）
易卜生的純粹無政府主義，後來漸漸的改變了。他親自看見巴黎「市民政府」 （une） 的完全失敗（—八七一），便把他主張無政府主義的熱心減了許多（《尺牘》第八十一）。到了一八八四年，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說，他在本國若有機會，定要把國中無權的人民聯合成一個大政黨，主張極力推廣選舉權，提高婦女的地位，改良國家教育，要使脫除一切中古陋習（《尺牘》第一七八）。這就不是無政府的口氣了，但是他終究不曾加入政黨。他以為加入政黨是很下流的事（《尺牘》第一五八）。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為「那班政客所力爭的，全是表面上的權利，全是胡鬧。最要緊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牘》第七七）
易卜生從來不主張狹義的國家主義，從來不是狹義的愛國者。一八八八年，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道：
知識思想略為發達的人，對於舊式的國家觀念，總不滿意。我們不能以為有了我們所屬的政治團體便足夠了。據我看來，國家觀念不久就要消滅了，將來定有種觀念起來代他。即以我個人而論，我已經過這種變化。我起初覺得我是那威國人，後來變成斯堪丁納維亞人（那威與瑞典總名斯堪丁納維亞），我現在已成了條頓人了。（《尺牘》第二零六）
這是一八八八年的話。我想易卜生晚年臨死的時候（一九零六）一定已進到世界主義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