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最後所作的《我們死人再生時》（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戲裡面有一段話，很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學的根本方法。這本戲的主人翁是一個美術家，費了全副精神鵰成一副像，名為「復活日」。
這位美術家自己說他這副雕像的歷史道：
我那時年紀還輕，不懂得世事。我以為這「復活日」應該是一個極精緻、極美的少女像，不帶著一毫人世的經驗，平空地醒來，自然光明莊嚴，沒有什麼過惡可除。……但是我後來那幾年，懂得些世事了，才知道這「復活日」不是這樣簡單的，原來是很複雜的。……我眼裡所見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來，我不能不把這些現狀包括進去。我只好把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寬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從那地的裂縫裡，鑽出來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這都是我在世間親自見過的男男女女。（二幕）
這是「易卜生主義」的根本方法。那不帶一毫人世罪惡的少女像，是指那盲目的理想派文學。那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寫實派的文學。易卜生早年和晚年的著作雖不能全說是寫實主義，但是我們看他極盛時期的著作，盡可以說，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給一個朋友，信中說道：
我做書的目的，要使讀者人人心中都覺得他所讀的全是實事。（《尺牘》第一五九號）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一八八零年，他對一個朋友說：
我無論作什麼詩，編什麼戲，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凈。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的。 （《尺牘》第一四八號）
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故不得不說老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