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熱愛人類，讓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
《日報七年》是我在2002年出國前後陸續寄給幾位媒體朋友的信，解釋我所以離開工作了七年的報社。事後我知道，朋友們多是流著淚讀完的。由於這是舊年的心跡，一直不願公開。然而，朋友們的話也時常讓我動搖，因為這封信「讓有理想的人不孤單」。
藉此文，我想對過去或將來的朋友們說，無論我們怎樣天各一方，忙於生計或苦悶於這個時代的「籠恩」，相信在每個人心底，都有一種可以被喚起的力量，它蓬勃向上，必將超越人際的一切無奈與磨難，引領我們走向幸福與自由。
——題記
荷爾德林說，人，詩意地棲居。對我來說，這種哲學只能寫在書上。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輕，也有不可承受之重。總是嚮往著詩意棲居，而內心卻無法逃避生活與人生或輕或重的逼迫。
自南開讀書始，留學是夢，但一直未能成行。淺顯的道理是，貧窮妨礙成長，讀過我《祖母墳》一文的人會明白，我為家境擔負和即將擔負多少責任。畢業後直接分到日報，幾年辛苦，告別了拮据的生活，關於這一點，我一直感恩在心。
1995年畢業，我放棄了法律。選擇報紙是我文字工作的開始，我想我的一生註定要交付給文字。我相信，我的文字里有純潔的力量。在這方面，我對自己是極度苛刻，但它同樣是真誠的，我不想作妄言、言之無物，也不會說什麼陽奉陰違的話。在報社的新聞策劃案中，我提出「每一個字都可讀」的要求並非是頭腦發熱，因為我從不認為報紙新聞與評論只有一天的生命。站在時間的維度，新聞記者其實就是史官，他必須對他的文字負責。應該說，開篇《我們走遍大地山川》寄託了我所有的新聞激情：
「所有的新聞，都是人的新聞，所有的事件，都是人的事件，我們追求真實與親歷，洗盡鉛華與浮華，讓每一個字都可讀。我們記錄的每條新聞，都透著一個時代特有的悲喜與從容、傲慢與偏見。我們也將記錄下您對生活的無比熱愛以及每一顆與您一樣平凡而高貴、直面挫折的勇敢的心。」
我相信我的文字心靈。一九九八年我曾在網上發了些帖子，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呵護；寫在報上的評論，許多被境內外媒體轉載；發表在《南風窗》上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引來紐約媒體的採訪。雖然我的評論專欄因曲折抗議北京學校當局驅逐學者而被叫停並處以罰款，那是因為我高估了秩序人員的心理承受能力。與此同時，這一切也逼迫我攀援更高的智慧，而不停留於「廣泛涉獵」或不滿——作文泄憤澆灌塊壘的年少輕狂已與我無關。
這些年，我讀了些書，研究了些雜誌，看了些電影，也思考了些問題。對於我來說，求知、寫作以及朋友間的共同成長勝於獻身金錢與權謀。書到用時方恨少。有時看看《財經》雜誌上的評論員文章，我就難免會責備自己是塊鍍銅的石頭。並不是因為現在經濟是顯學就去湊熱鬧，誰也不能否認，整個社會史，其實也是部經濟史。誰也不能像聖·埃克絮佩里筆底的小王子一樣，只在自己的星球上種一朵花，打掃完火山口後便可以到處旅行而無需任何交換。直到現在，我常後悔南開讀史時，輔修法律而無經濟。於「媒體政治」而言，法律時常停留於技術層面，而經濟卻是貫穿始終、似乎更接近本質，可以受益終身的。譬如說老虎為什麼快殺光了，透過經濟學，我清楚這不過是「共有地悲劇」的上演，思考這類問題就不能只停留人文的悲愴、對獵手的道義譴責上。同樣的道理，近西學可以為我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與思路，它不是局限於某個專業。
「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好在有書可讀。」有書可讀是件欣慰的事。我常記薩特寫在《詞語》里的那句話，也是我面對簽證官講得最熟練的一句話：
J''ai encé ma vie e je la finirai sans doute：au milieu des livres.（我在書中結束我的生命，也將在書中開始我的生命。）
有人說我恃才傲物，其實就像凡·高描述的那樣，人們走過曠野，只看見遠處的濃煙，卻忽略了那下面是熊熊烈火。我相信很多時候我這樣被人誤讀了。我渴望做約翰·克利斯朵夫，同時也會是那位追趕克利斯朵夫寧願死在莊稼地里的老頭。在心底我是無比謙虛甚至虔誠的，對智慧更懷敬仰之心。這也是我所以一度陶醉於讀經濟後悔這些年所涉人文知識離科學太遠的緣故。幾年來，在讀書方面，我已經趨於理性，更想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一點既是受胡適的影響，也來自唐德剛對胡適的批評。唐德剛強調了經濟對於人文研究的重要性。在這個啟發下，我書架上除了《讀書》外，還有全部的《經濟學家茶座》。前者已經偏於知識分子的自我陶醉，而不是解決問題，所以我更傾心於後者。坐在南開大學的主席台的地板上聽張五常開講座，既是學習，更是一種態度。
以上是我之所以想出國學習的最根本動機，而不是移民、過日子，到外國旗下宣誓。有了這個想法，我才會堅決得有些殘忍，拋舍家園。這些年來，我從不畏懼吃苦，我的信念是，只要我能自由寫作，一切痛苦都將在未來得到補償。
事實上，今年上半年，我一直在猶豫「是出國還是下鄉？」中國的這次大搬遷（城市化），有許多東西可以記錄，通過細緻的田野調查必然會寫出見證時代、安慰我心的作品。但我最後還是選擇了出國，期望心智上更成熟些。而且，近幾年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我沒少關注，但更有意思的是我發現新左派如甘陽、汪暉等大多數是留學歸來的，大談自由主義的卻都是本土博士。汪暉們在異國他鄉到底讀到了什麼，他們的學術是不是真誠的，的確是我想知道的。我相信眼睛比耳朵更接近真理。至於下鄉，將來回來也可以做，而且只會做得更好。
我相信2002年是我在新聞與政治上較成熟的一年。關於陸學藝先生的採訪最後拿到《南風窗》上刊發實在是迫不得已，細分中國改革歷程與進程，對階層分析絕對是順應時勢的，是積極的，稿件本身也是理性的。風雨兼程、去日苦多，我對本報拒發此稿是理解的。隨後我給了《南風窗》的秦朔先生和《經濟觀察報》的朋友，結果兩處都同意刊發，而且秦朔同意分兩次發一萬字。只是在其後的稿件刊發中，我要求秦朔在文底註明我仍在為報社工作，當時報社有不少人說我跳槽到了《南風窗》。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秦朔對我有知遇之恩。
我說我在「媒體政治」上成熟起來，也讓我在做新聞時快樂起來了。關於這一點，我在《在新聞上經營一座城市》一文中有詳細的描述。人是只容易被文化改變的動物，對於我來說更是如此。
工作的這幾年，我在家看了許多電影，它們陸陸續續楔進了我日漸寬容與理性的思想空間，成為將來回顧我心路歷程不可或缺的一頁。我曾對穆斯林有很大的偏見，但在無意中看了些伊朗電影后便改變了看法。比如《何處是我朋友的家》、《小鞋子》、《芝麻開門》、《水缸》、《櫻桃的滋味》、《黑板》等等。你很難想像在世界那麼荒涼的地方竟然有人拍出如此乾淨的電影。它直指心靈、或舒或疾的震撼可以讓好萊塢的大片以及歐洲所謂的藝術影片的導演們無地自容。每種文化都會有或這或那的缺點，但它同樣也會有閃光的一面。又比如說，當我看了王小帥的《十七歲的單車》後，我就不會在重看義大利的寫實主義影片《偷自行車的人》時罵中國導演沒有良心。中國已經過了用腸胃蠕動代替大腦思考的時代了。有這些理由，對未來的中國，我滿懷信心。
就像我在《在新聞上經營一座城市》所表述的，《天使愛美麗》影響了我的新聞判斷。導演Jean-Pierre Jeu有很好的解釋。Jeu在談到為什麼拍攝這部片時說，「有一天，我回憶起我以往的作品，感覺到它們不是過於黑暗，就是充斥過多的暴力，我今年已經四十六歲了，卻沒有拍過一部善良的電影，我對自己很失望，所以我想在我的職業生涯里，能有一部真正給觀眾帶來快樂和感動的電影，能令他們在電影院里為這部電影歡聲大笑，能讓他們感覺這個世界還有夢想和希望存在。」它給我的啟示是，除了維護社會正義與新聞正義，揭批醜惡，新聞也應該把雲層上的陽光給讀者，把苦難外的溫暖給讀者，把困頓中的希望給讀者。
我的震動同樣來自年初某期《南風窗》雜誌，它做了一個「新新中國」的專題，其中包括「新法制」、「新公民」、「新鄉土」、「新視野」、「新政治」，將一個需要改良的中國做得淋漓盡致，它不僅做到了「總有一種激動讓我淚流滿面」，也做到「總有一種希望讓我淚流滿面」。
我不得不檢討，在我憂心忡忡寫稿編報的七年歲月里，有個金貴的東西被我忽略了。
今年五月份，我接到電話，說該去簽證了，此前因為工作，我已經錯過了四五次入學機會，這時我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