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師，同學們，下午好！
今天是記者節，卻沒什麼好慶祝的，我的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因為編髮一篇討論岳飛的稿件，剛被停了職。
開場之前，我想先談一段我在歐洲的採訪經歷。
去年春天，我還在巴黎大學讀書的時候，有機會採訪法蘭西學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程抱一先生在法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年近八十歲，那天我們聊了三四個小時，隨後我整理出來近兩萬字的評論。印象最深的是在訪談開始時抱一先生的一句話，「別看你是記者，我是院士，如果你只是聽我說，我就很吃虧，沒有收穫。」
抱一先生是個智者，他的意思是：我們兩個人是平等的主體，要在身心自由的前提下進行交流。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把內心最好的東西拿出來，我們最後得到的東西，必定是大於我們兩個人的，這就是抱一先生說的「一加一大於二甚至等於三」。相反，如果我們的交流只是以說服對方為目的，最後的結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小於二甚至等於一」。
所以，今天我到南開來做這個講座，只把它當作一個「自由交流」的平台，既想盡情地表達我的思想，同時希望多聽到一些母校師長及同學們的思想與主張。
首先感謝李院長和何主任的這個安排，讓我來談時事評論。上個月，我在北京大學講如何辦一份好的政經雜誌時提到四個關鍵詞：「責任、希望、新聞與思想」，在中國政法大學我又補充了一點——「識時務」。今天，我希望能更深入地談談什麼是「識時務」。我想，所謂時評就是「識時務」，「識時務」既是過程，也是結果。我相信「參與一個時代的書寫」，最關鍵處就是要「識時務」。
現在，國內的時評寫作與平台建設的確有大進步。不久前，《東方早報》的朋友給我發了一份全國媒體時評版的編輯名單，我很驚訝，出國幾年間，國內幾乎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有報紙開闢了時評專版。當然，天津除外，天津這個地方的媒體比較特立獨行。
今天我講「時評」，想分兩部分來講，一是「時」論，二是「評」論。講我們正處於怎樣的時代以及我們該以怎樣一種態度來推動中國的進步。
首先我講「時」論。
回國後，一位在報社工作的朋友請我吃飯，談到他做的一篇新聞。大意是有一個安裝衛星天線的公司，給小區裝衛星電視。他進行了暗訪，發現能看成人台，於是帶執法人員去把這個「黃窩」公司給端了。
聽到他這樣做新聞，我很生氣。為什麼呢？我認為一個新聞工作者要有很強的時代感，要知道中國正在往哪條路上走，已經取得了哪些成績，還有哪些問題要克服。中國社會正在走向開放，與世界接軌，媒體應該儘可能走到時代的前列，而不能幫著做封閉社會的事，拖社會進步的後腿。大家想一下，看衛星電視與上互聯網有什麼區別？互聯網上有黃片，為什麼沒人端掉？既然我可以在家上互聯網，那麼我就可以在家看衛星電視，看法國電視五台。
我們常講言論自由，言論自由的第一步，是選擇傾聽他人言論的自由，接受信息的自由。我講互聯網對於中國的改良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詩性的，正是基於這一判斷，互聯網拓展了中國人的信息來源及接收信息的自由度。中國需要從生活與經濟入手救贖政治，在日常生活與經濟交往中完成社會改造。所以我說，你默許自己一份自由，中國就前進一步。
在歐洲的遊歷，讓我堅定了一個看法：任何心存希望走出苦難的時代都是偉大的，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因此也是幸運的，當然，前提是你想有所作為。因為從很多方面來看，我們更像是生活在法國十九世紀的偉大轉型之中。在這個時代，法國出現了夏多布里昂、雨果、巴爾扎克、司湯達、福樓拜、左拉等光輝的名字。相反，今天的法國，已經略顯平庸。不久前，我和中國前駐法大使吳建民先生聊天。他和我談到一件事。一個法國朋友對他說：「我們氣色不好，因為我們為明天憂慮；你們氣色好，因為你們總覺得明天會更好。」換言之，歐洲人害怕明天會失去現在的幸福，中國人希望明天得到他們今天的幸福。一個為明天憂慮，一個為明天奮鬥，精神狀態似乎不在一個層面上。
當然，改良也有自己的悖論。
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戴盈之有次和孟子談治理。孟子談到了民生疾苦，希望政府減免苛捐雜稅。戴盈之也承認了這一事實，但是他說，真正取消捐稅今年還不能實現，要到明年才行，今年只能夠減輕部分捐稅。孟子聽後，便給戴先生講了一個故事：
有這麼一個人，每天都要偷鄰居家的雞。有人去勸告這個偷雞賊：「偷盜行為是可恥的，從現在開始，你別再偷雞了。」偷雞賊聽到後卻說：「好吧，我也知道這不好。這樣吧，請允許我少偷一點，原來每天偷，以後改為每月偷一次，而且只偷一隻雞，到了明年，我就不偷了。」
這個偷雞賊的故事，有點像是在講我們這個時代，我們稱之為「轉型期」，一個以改良為主要特徵的大時代。它很詭異，詭異就在於時代思想與行為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分裂，我們這個社會的所作所為，就有點像上面講的偷雞賊。當然，上面只是一個寓言，並不是所有的偷雞賊都不能立即從良。但是，治理國家不是個人道德改造，社會不是人，它很複雜，有很多利益，盤根錯節，不是意識到不該偷雞便可以不偷了。所以，考慮到社會群體的複雜性與人類進步的漸進性，我想，我們目前的改良大體上仍是好的，雖然有時琢磨起來會讓我們痛苦不堪。
改良不同於暴力革命，改良是建立在尚可忍受的痛苦之上，至少是朝著一個可期的好的方向走。當然，改良最重要的是必須堅守已經取得的成績，步步為營，你給了我餐桌上的自由，就不能再拿走，你答應一年偷一次，就不能改回一月偷一次。如果政府承認老百姓的房子「風能進，雨能進，國王的衛兵不能進」，那就應該制定物權法，將它落實下來。改良不會完美，但是我們希望它每天都進步。
至於我為什麼反對歷史上所謂的革命，是因為我們在歷史中見證了無數這樣的場面：面對偷雞賊，有人怒不可遏了，拿刀將偷雞賊的兩隻手都給剁了，偷雞賊從此不能偷雞了。但是呢，那些拿刀的人竟然成群結隊，從此光明正大地去偷雞了。歷史上的這種荒誕，對於渴望自由幸福生活的老百姓來說，無論是智力還是熱情，都是一種羞辱。所以我說：「革命從未成功，改良仍需努力。」
我在巴黎大學做論文，其中談到了革命專制與君主專制的區別。當然，要明確的是，專制是壞東西。但是革命專制比既有專制的危害通常要大得多。我把它歸結為直徑和半徑的區別。下面兩個圖分別是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圖一中，圓心a代表中央權力，王權專制是從圓心a到圓周b，是條半徑；而圖二中紅色恐怖卻是首先暴力奪權，從圓周c到圓心a，然後再實行革命專政，從圓心a到圓周b。即整個路線是從圓周c穿過圓心a再到圓周b，它帶來的恐怖或災難是一條直徑。當然，從長遠講，革命有時也會帶來好的東西，但是它的災難性、破壞性的確是無比巨大的。也正是這個原因，我們更需要從理性上建設國家，進行改良。
我講要改良，那麼我們朝著什麼方向改呢？我的答案是走向開放社會，同時建立各種聯繫，使社會從星狀體走向網路體。
談到法國大革命，英國思想家愛德蒙·柏克當時提到一個問題：一個帝國為什麼會在一夜之間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因為君主為了實現統治切斷王權之外的所有社會紐帶，當危機來臨時，沒有任何紐帶可以支撐它，於是整個社會一盤散沙、土崩瓦解。從我們今天理財的角度上來說，帝國就像是一筐雞蛋，把它裝在一個籃子里顯然是危險的。
關於這一點，法國思想家聖西門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聖西門曾經為法國大革命的一敗塗地苦惱不已。革命沒有給法國帶來預期的結果反而在血流成河中重新回到了專制。那麼，怎樣讓社會成功轉型而不再發生流血呢？聖西門當時想到的辦法就是建立各種各樣的網路。當然，這是廣義的網路，包括完備的銀行系統、公路系統、鐵路系統、NGO等等。換句話說，通過建立工業社會的各種網路，救贖極權政治，同時盡最大可能保障社會安全。
毫無疑問，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成績從哪裡來，當然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做什麼，從本質上講，就是建立各種各樣的網路。所謂「與世界接軌」，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網路上的接駁。近些年，西方人熱衷於討論「風險社會」，我想，建立完備的網路體系，是分散社會風險的最好辦法。
我們還可以看下面這組圖，這是我昨天剛畫的，都是二十根直線。圖三二十根線圍著一個中心點，是一個星狀體，圖四是橫豎十根線垂直相交，有點像是圍棋盤。
圖三我把它比作一個封閉的社會，任何一個端點與其他端點建立聯繫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