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繼續探討什麼是正義，以及如何伸張正義。2005年5月25日，全國「掃黃打非」辦下發通知，要求各地開展一次為期一周的查繳《死亡筆記》等恐怖類非法出版物專項行動，凈化兒童出版物市場環境。隨後，江蘇、上海、河南、廣西、新疆、福建、湖北、四川、重慶、廣東等地文化執法人員均查獲大量《死亡筆記》，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中小學周邊的相關店鋪進行了拉網式清查。一部廣受歡迎的作品在中國受到封殺。不過，在我印象中這部作品不但不糟糕，而且一定會成為經典。
《DEATH NOTE》（死亡筆記）是2003年12月開始在日本《少年JUMP周刊》連載的心理懸疑漫畫作品，至今累計發行超過千萬冊。這部由小畑健創作的漫畫在被翻拍成同名電影后，更為許多中國「DN迷」所推崇。
夜神月是位品學兼優的學生，他為人正直，希望所有罪犯都得到應有懲罰。然而，他目力所及的世界，並不如其所願。當罪大惡極者可以通過法律內外的各種途徑逍遙法外，他終於意識到法律的正義是有限的正義，並在絕望中扔掉了《六法全書》（日本收載現行主要法律的書籍）。就在這個時候，一本黑色封面的筆記本不約而至，闖進夜神月的生活。筆記本上赫然寫著「DEATH NOTE」。「使用說明」告訴他只要名字被寫在上面的人都會死。儘管不相信，夜神月還是在筆記上記下了在電視里看到的誘拐殺人犯的名字。沒想到，第二天那個男人果然暴死在監獄裡。一切似乎都應驗了，如筆記本上所說，一個人名字被寫上以後，會在40秒內因心臟麻痹而死。神奇的力量從天而降，夜神月斷定自己將可以藉助這本死亡筆記簿伸張人間的正義，實現平生理想——「我要用死亡筆記徹底改變這個世界！我要成為新世界之神！」
於是，憑著父親是警察的便利，夜神月開始有計畫地「筆殺」從警局檔案室里查到的壞分子，以及那些在電視新聞或者他在生活中遇到的為非作歹者。夜神月驚奇地發現，這個筆記簿不僅可以讓人死亡，而且可以讓他們按照自己預設的方式和步驟死亡。
中國人抱怨：「修橋補路瞎雙眼，殺人放火子孫全。」作為罪惡的終結者，夜神月認為只要有了死亡筆記這個正義之簿，乾坤就會在他的筆底倒轉，因為「誰都不做壞事的話，世界就會向好地方發展」。
出乎意料的是，在代替死神行刑若干次之後，權力給予這位中學生的迷醉顯然遠遠高於他對正義追求的渴望。所謂「身懷利器，殺人自起」、「人擋殺人，佛擋殺佛」，為了與警察鬥智斗勇，他不惜殺死了追查兇手的警員，甚至連自己的女友都不放過。故事由此展開，直到夜神月最後被逮捕歸案。
以筆殺人，代行人間正義。《死亡筆記》更像是一篇有關正義的傳說。夜神月的扮演者藤原龍曾經主演過以殘酷著稱的電影《大逃殺》，當被問到如果有這樣一本死亡筆記會否像主人公那樣使用時，藤原龍的回答是乾脆利落的「不」字。在他看來，夜神月所追求的是一種病態而過激的正義。
古往今來，人類在心靈上嚮往一個美好的世界。為實現它，人們將其訴諸理性，於是便有了此消彼長的烏托邦實踐。從柏拉圖筆下的理想國到善男信女眼裡的彼岸天堂，從莫爾的烏有之鄉到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種種夢想與悲傷，牽動整個人類歷史。
美麗或者勇敢的新世界，究竟誰來締造？理性時代的刺耳聲音是，既然上帝只收禮不辦事，不值得信賴與依靠，那麼就不如讓人類自己做上帝。如哲學家尼采所言，大家一起去做超人。不過，接下來的問題，當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擁有了近乎上帝的權力，可以清除人世間的所有「垃圾」，為世界做「排毒養顏」，他們該如何運用自己的權力？以及，如何避免文明的馬車在暴戾的驅趕下翻轉或如伏爾泰所警示的「人人手持心中聖旗，滿面紅光走向罪惡」？
二十世紀既是人類「真刀實槍」實踐烏托邦最瘋狂的世紀，也是反思烏托邦最深刻的世紀。關於後者，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扎米亞京的《我們》，所有這些反烏托邦作品，無不都是在理性與心靈層面讓虛驕的人類重新回到了大地，著眼於一點一滴的改造。
沿著這根邏輯鏈條，如果我們能夠以「權力批判」或「正義論」的角度來理解《死亡筆記》，就不難發現，《死亡筆記》不但不是荒誕不經的恐怖題材，反而是一部嚴肅的反烏托邦作品，足以令人深思。
權力用到極致，就是讓一個人在肉體和精神上同時消滅。如上所述，既然《死亡筆記》是部批判權力的電影，那麼死亡便只是一種隱喻。事實上，世界電影史上的著名影片，許多便是與死亡有關。在《第七封印》這樣的傑作里，死神更是從片頭搖晃到片尾，甚至還親自跑去鋸樹，好讓死期將至又自覺高人一等的演員從樹上掉下來摔死。真正看懂《死亡筆記》的人，誰又會認為它會損害社會，塗污心靈？
電影以聲光傳遞思考，激發思考。對於觀眾或者讀者而言，真正的折磨來自於那些炒得比中國人勸酒還熱鬧卻又言之無物的影片。無論是《無極》演繹的「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還是《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兩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中國的著名導演已經被軟綿綿的饅頭壓迫得喘不過氣來。
然而，就是這樣一部思考罪與罰的嚴肅作品，卻因為過度「流行」而在中國收到了一份「死亡通知」。在媒體跟進的相關報道中，《死亡筆記》被簡化為：主人公從死神手中得到了一本《死亡筆記》，只要在上面寫出某人的名字，以何種方式在什麼時間死去，就會讓這個人在指定的時間內以指定的方式死亡。因為現在很多孩子沒有宣洩壓力的途徑，因此書寫《死亡筆記》成為他們追捧的一種心理減壓、宣洩方式。
更有甚者認為《死亡筆記》挑動學生「復仇」。《死亡筆記》因此變成了「巫毒娃娃」，變成了一個破壞和諧社會的詛咒的道具。文化執法部門則異口同聲：「非法出版物」《死亡筆記》中包含了神秘主義、死亡、報復等諸多內容，這些黑色感情將對孩子幼小心靈產生非常大的負面影響，嚴重影響孩子的人格發育。未成年人看後會在心理上受到很大影響，從而走向頹廢、死亡甚至報復，會產生不著邊際的幻覺。為響應上級有關部門的號召，有地方還特別組織播放「愛國主義影片」，以狙擊毒害青少年的非法出版物《死亡筆記》。
對於這場「搜巫運動」和一刀切式的管理，同樣有許多人提出質疑——既然有關部門認為《死亡筆記》的封殺針對的只是未成年人，那麼就應該建立起一種分級體制，保留成年人享用這些文化產品的權利。
問題似乎並不止於此。人們注意到，即使是在實施了電影分級制度的日本，《死亡筆記》的電影仍是G級，即大眾級。該級別的電影內容可以被父母接受，影片沒有裸體、性愛場面，吸毒和暴力場面非常少，對話也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經常接觸到的。
同樣是未成年人，為什麼該片到了中國後竟然成了毒藥，以至要通過「掃黃打非」的手段來制止？相關執法彷彿是從準備自殺的孩子手裡搶奪藥瓶子，究竟是中國孩子自尋短見、過於脆弱，還是列位大人過於敏感？
類似例子並不少見，心理學上更有「戶外恐怖症」或「開放恐怖症」等詞條可以援引。前幾年，有則關於「母愛」的新聞足以令人悲嘆：哈爾濱一位叫姜濱藍的母親，因為害怕自己和女兒受到外面世界的污染與傷害，於是釘死房門足不出戶，與女兒一起過了十五年與世隔絕的日子。在這個父母掌握了一切話語權的世界裡，具體而言，就是父母用自己的經驗沒收孩子的經驗，用自己的知覺代替孩子本可自主感知和理解這個世界的知覺。孩子因此不但失去了自己的大腦，而且只能作為大人肢體的延伸而存在。關於此舉之悲劇原理，我在此前有關「貞潔城堡」的介紹中已經談到。
當媒體大張旗鼓地宣稱《死亡筆記》「入侵校園」，我們是否同樣受到「文化恐怖症」的干擾？道聽途說的恐怖、亂章取義的理解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紙風行的禁令，對於一個社會文化心理的形成來說，是否比《死亡筆記》更可怕？在貞潔程序啟動之時，一方面，孩子被放進「貞潔堡壘」隔離；另一方面，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在「保護孩子」時，實際上連無數大人的文化自由也給剝奪了。
在政府包辦文化與價值的社會裡，每個人都是未成年人。當政府以國民監護人和心靈導師出現，這個國家其實是永遠長不大的國家。因此，重新定位政府在文化生活中扮演怎樣一種角色才顯得尤其重要。比如，在家長與學校面前，政府如何做到不在教育事業中越俎代庖？我們在為孩子製造一個貞潔世界時，是否真的體認了孩子的感受？
在樣板戲流行的年代，全國文化一片「紅」。此時的文化完全是政治文化。看情色或者風月電影只是少數人的特權，所以當年有些電影拷貝會被裝在一個印有「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