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一天，我有機會和旅法華裔畫家司徒立先生聊天，談到西方社會存在的某種危機時，司徒先生說歐洲有可能面對一次「大沉淪」。理由是多方面的，比如說目前歐洲價值混亂，什麼都可以做，也可能意味著什麼都不能做。然而才起了個話頭，司徒先生便搖起頭來，一臉苦悶。我便問司徒先生何故欲言又止。司徒先生說，「我不說全是因為愛。」你知道，在中國許多價值不是像西方那樣泛濫，而是基本沒有，它們不在一個討論的層面上。
司徒先生這番話相信會引起許多身在歐美的海外華人的共鳴。我們看到了西方一些弊病，有時很不願去張揚，甚至懶得去提及它，因為東西方政治與社會所具有的某種差距，或者說中國與世界主流文化之間的嚴重脫節；因為中國轉型急需外部環境的推動；因為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當務之急；因為我們精力有限；因為這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我們心底有誠心誠意的願望，希望民主自由的價值早日在中國開花結果。上述諸種原因會讓我們對民主自由的某種消極的東西網開一面。雖然我們從不放過一切觀察與思考的機會，然而在中文領域或者面對公眾發言時又不得不謹慎小心。
關於這種「我不說全是因為愛」的自由悖論，在我與旅法政治評論家陳彥先生交流時也深有體會。大概是在2004年夏天的時候，陳彥先生在香港《明報》月刊的專欄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法國思想家郭舍（Marcel Gauchet）批評民主的文字。在這篇名為《強大的民主與脆弱的民主》的文章中，陳先生談到了西方民主的某些弊病。今天西方民主面臨的危機，不是別的，正是由民主戰勝極權主義後產生的精神虛無感和意義失落感衍生而來的。在郭舍看來，極權主義的失敗意味著民主的強大，然而強大的民主伴隨的是利己主義的膨脹，是私域對公域的蠶食，是個體對公權的不信任。這固然可以看作是前一階段民主社會反極權慣性的延續，但民主要能夠生存，要能夠在沒有上帝的條件下自立，卻必須獲得新的正當性的來源。公共精神，集體認同，社會責任感就必須獲得再造和加強。在文章結尾陳先生寫道：「民主在歷史上成功地戰勝了對手，目前需要面對的是民主制度內部演變的挑戰，而這一挑戰將促使民主走向更高的形式。」
從文章內容看，讀者可以輕鬆判斷陳先生是堅定擁護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然而即使這樣一篇客觀文字，在和我交流時陳先生仍不無憂慮，「現在這種文章很難寫。」原因大致和上文司徒立先生一樣，因為中國的民主自由與西方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上，囿於對中國未來的期望與關愛，關於民主及其衍生物的批評時常無法展開。
由於這種差距與對國內民主進程的關愛，海外學者不得不經常面對這個「雖自由無以言說」的悖論。我們能否拋開東西方的差距毫無顧忌地表達？某些別有用心的「左派」會不會借題發揮而「自由派」人士會不會因此認為他們多了一個理論上的敵人？簡而言之，這種憂慮就是擔心大家努力齊心向前推動的事業最後被攪了渾水，徒耗了精力與腦力。
近百年來，無數國人為「民族大義」與「民主大義」披肝瀝膽、捨生入死，但是我們同樣應該看到，追求民主不能只停留在民主這個概念上，而應該在認同民主價值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民主並不是終極目的，民主的目的是保障人權，以此建構並保衛一個自由、公正與繁榮的社會。換句話說，民主是形式，是工具，人權才是根本。人權的內涵因此高於或優先於一切形式的民主，即使人權過多地依賴於民主制度的有效保障。不以人權為目標的民主很有可能滑向暴民政治或一部分人專制，即「狼戰」或「一群狼對另一群狼的審判」。
民主代表著一種精神取向，更是形式與工具，人權是其至關重要的內容訴求。當一個國家的人民極度關心民主、渴望民主，甚至神話民主時，多半是因為當地人權還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然而，僅有民主概念是不夠的，一個沒有獨立思維訓練與歷史記憶的社會，民主仍不過是水上的浮萍，沒有根基。雖然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屬於大多數人的世界，但從本質上講，此所謂大多數者，亦未必能真正擁有自己的權利。「文革」時期，似乎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告密興風作浪，暗領風騷，但是從本質上說他們都是互相剝奪權利者，而不是讓渡權利者。前者意味著每個人的權利縮小，接近於零，而後者權利讓渡則意味著全社會分享權利，多多益善。關於後者，我們可以將歐盟建設視為在民主基礎上的權利共享。民主是一種基於平等的自由，每個歐盟國家在平等自願的基礎上開放國界，不但沒有使一個國家失去國界或疆土，而且將它們拓展到了整個歐洲。當我們將繆勒·萊爾錯覺圖譜置換於政治空間，不難推斷出即使是那些足不出戶者，邊界上空沒有遮蔽的大地會顯得更加遼闊寬廣。對於各國民眾而言，他不必唯本國領袖馬首是瞻，而是在自由、民主精神指引下以對話開疆拓土，共享文明政治、同吟歡樂頌。
繆勒-萊爾錯覺（Müller-Lyer illusion）
幾何圖形錯覺的一種，由繆勒-萊爾1889年提出。它指的是兩條原本等長的線條因兩端箭頭的朝向不同而看起來箭頭朝內的線條比箭頭朝外的線條要短些的現象。
巴黎大學傳播學教授斯費茲先生經常向他的學生轉述美國某管理大師的經典隱喻——波音747飛機之所以最安全是因為它裝有四個發動機而且彼此獨立，一個發動機出了故障，備用發動機能立即啟動。在我看來，民主之偉大在於人們能以由無數發動機組成的群體意識守住社會底線。其前提是社會大多數成員能相對獨立，不被變相劫持與操縱，或受制於其中一台發動機是否運行良好。否則，它將與專制主義殊途同歸，如薩達姆一樣零票反對而當選，槍杆子里出假民主。當然，有什麼樣的人民便有什麼樣的政府，當年希特勒高比分出線，遠非簡單歸咎於民主制度的某種不完善。解構「民主」二字，「民」是主體，「主」是程序，決定民主走向的是做主的人民，而不是作為程序的民主，公民教育與憲政訓練因此成為決定民主成敗的關鍵。
回到上文，為什麼許多人繞開對民主的批評？或許我們可以設喻擊穿謎底。當你面對一個快要餓死的人時，如果你滔滔不絕地和他講肥胖症的種種壞處與危險，人們不說你腦子有問題，至少也是不知道輕重緩急，在時間上顛三倒四。明白這個道理，我們就有理由說，社會科學領域的自由言說，是要講求時間順序的。為了確保你的公正立場，必須明確兩點：其一，在天下黎民骨瘦如柴時，不要把肥胖症的危險當作你參與社會運動的主要知識或工具；同時，也不要試圖建立或論證一個所謂「世界上從來沒有胖人」的理論去歪曲事實。其二，你必須念念不忘的，也是當下最緊要去做的事，就是讓食不果腹者能儘快得到糧食。
幾年來，我在巴黎見證了無數遊行、示威、罷工等維護民權的社會運動，雖然這些運動對社會生活造成不便甚至些許緊張，然而它們並非可以作為主要抨擊或討伐的對象。譬如說前不久我見證的巴黎中學生抗議費永的教育改革的示威，許多學生上街，共和廣場熱鬧非凡。和往常不同的是，這次趁著混亂來了許多郊區的黑人孩子，他們成群結隊，跑到遊行隊伍里進行搶劫，甚至對一些白人孩子大打出手。就在我對此場面進行拍照時，一群黑人孩子趁亂奪走了我的數碼相機。雖然我為失去了幾百張照片懊惱不已，但是我並不因此否定中學生們的政治訴求以及這場社會運動的意義。與此截然相反的是，我會因為在大街上見證更多的社會真相而心懷感恩。
法國大街的遊行隊伍里不乏自私、褊狹與坐吃山空者。如我的同學Yann所說，政府難為，現在有許多法國人希望不工作、不學習、多休息，而幸福可以像陽光里的灰塵一樣從天上掉下來，而且永遠掉下來。但是，拋開這些消極因素，我們更應看到憲政生活與公民適時維權對於一個社會長治久安的好處——它可以避免富強者不至於貪多「玩火」，而貧弱者亦不至於發展到「非自焚不足以表達」的地步。毋庸諱言，國內政治與社會生活尚有許多可以自我改進或向西方社會學習的地方。在這個大轉型時代，許多層面更需要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在此基礎上，我相信，一個批評者能否做到生逢其時，就在於他的言說與參與是否適逢其時，恰到好處。唯其如此，他的言說才可能是自由而且有效的。如有朋友所說，在斯巴達時代，我們必須讚美雅典。
然而，在我內心亦不得不時時警醒於自己的讚美變得毫無條件，淪落到完美主義與一廂情願。我之所以保持這種「模稜兩不可」的態度，是因為羅曼·羅蘭的《莫斯科日記》不啻是我的一個心病。當然，我不像國內某些「自由派精英」一樣以「天下第一良心勇氣」的道德戾氣對逝者進行缺席宣判，將羅蘭視為「一個懦夫」和「沒有立場的人」，以此毫無寬容的「自由精神」為自己的「獨立人格」錦上添花。在我看來，羅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