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說，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是「人會製造和使用工具」。
當然，僅憑製造和使用工具並不足以說明人類何以會保持進步。比如為什麼人類沒有停留在舊石器時代，日日陶醉於自己的「豐衣足食」。那時候的石制工具不是已經被我們的考古學家們發掘出很多了嗎？
為什麼人類不斷進步？因為人類有一種「洗心革面」的精神與勇氣。換言之，人類亘古未移的高貴，不僅在於人會製造和使用工具，更在於人會更換工具。即工具必為人所用。
如果我們有一點哲學的眼光，就不難發現，我們周遭的事物，包括一切社會關係、政策法規、包羅萬象的主義等等，都是我們援手可用的工具。當初資本主義在世界各地開花結果時，封建體制被人們漸漸拋棄，歸根到底，就是完成一次工具更換。進一步說，一切契約與政治，皆為民所用，亦為民而換。而工具的可更換性（可替代性）不僅是我們推動社會改良的前提，同樣為改良的實現提供可能的保障。
談到農民問題，有學者提出，中國存在著「四農」問題，即「三農」外加「農民工問題」。筆者對此「標籤遊戲」頗不以為然。一方面，即使從邊際效用遞減的原則出發，「農字問題」越多，其爭論價值就越小；更重要的是，自「城鄉分治」以來，中國鄉村問題的癥結在於城門豎起。換言之，中國要著手解決的是城市自我封閉的問題，而非農民工「被動開放（闖世界）」的問題。當我們將觸目可見的城市封閉問題歸類到「農字問題」，既有失公正、又無的放矢。甚至，相較於封閉城市而言，農民工不但「沒有問題」，而且為衝破城市封閉提供了方法。
近年來，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中國的戶籍堅冰漸漸打破，部分省市已經著手戶改，實行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若以「更換工具」論，實則是中國千年來一脈相承的封閉式戶籍管理工具已經跟不上中國人的行動與觀念。如哲人批評的那樣，人類理性的一個悲哀轉向就是向「工具理性」投降，終於導致「人為工具所奴役」。而這種封閉式戶籍制度同樣反客為主，禁錮了中國人的才情與活力。
翻開幾千年來的中國運動史，不外乎是一部從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社會的歷史，這也是世界的歷史。封閉式統治曾經是歷代統治者長於運用、也樂於運用的工具，但是歷史證明，這個工具只可能讓國家積貧積弱。誰也不能否定，封閉式管理弊端叢生，早已不適合中國當下與長遠的發展，更有違民眾的自由生活的訴求。誰希望一個生龍活虎的民族，自縛雙腳？誰又有權力，讓心懷希冀的農民像玉米一樣長在莊稼地里？
聯想到發生在重慶的「同命不同價」的賠償足見「城鄉分居」的荒誕邏輯：同一輛三輪車的三位同班女生，不幸遭遇車禍喪生。事後，兩位有城市戶口的學生分別獲得了二十萬元賠償，而另一位農村籍女生卻只獲得九萬元賠償。原因就在於她是農村戶口。
感懷中國已經取得的進步，我們真要感謝那些淳樸的農民。他們有著關於幸福的良好直覺，也彷彿道義與真理時常生長在他們的腳下。在封閉經濟盛行的1978年，小崗村十八戶農民冒著「殺頭」危險分田包干，從此揭開了農村開放生產的序幕，不可不謂驚天動地；同樣，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民工潮，使農村再次成為大後方，「席捲天下」的他們再一次衝破壁壘森嚴的戶籍制度。正是那些拋棄了戶籍觀念、四處漂泊的農民，以一種潤物細無聲式的波瀾壯闊，將鐵板一塊的戶籍制度變成一個千瘡百孔的陳舊儀式。
有人驚嘆：農民的智慧從哪裡來？當然是從生活中來。農民不會掩飾自己的工具主義傾向，他們有著極其淳樸的生存法則。他們不會破壞手裡的生活工具，但會更換工具，更會在不經意間破壞制度工具。對他們而言，戶籍制度就是這樣一個工具，一旦稅費過重「種地養不活家小」，或另有遠大前程，他們斷然是要以行動來打破禁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