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24日，廣州市番禺區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一位女子在自家別墅內被謀財害命。歹徒的暴行令人髮指，當地一家報紙對這起兇殺案的報道同樣讓我震驚。
想必是為了給讀者帶來視覺衝擊，該報特意為《千萬富婆番禺別墅遭砍脖》一文製作了兩張三維圖片摸擬兇案現場。一幅是歹徒舉刀朝女子的脖子上砍去，另一幅則是該女子倒在地板上，血從裂開的脖子與捅破的腹部流到了地板上的情景。如此精雕細刻，只為襯托新聞里記者道聽途說的一行字——「據知情者說，譚某的腹部和脖子上各被砍一刀。」
和往常一樣，對於這種為取悅部分讀者而還原或製造的血腥場景，我本能地充滿了厭惡我感受到媒體對自由的濫用。然而，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承認，對血腥與暴力的餵養是今日中外許多媒體共同追求的東西，而它們背後亦有著強大的文化與心理的支撐。
人類為什麼迷醉於暴力？傳播學家L·弗林特在《報紙的良知》中為我們轉述了一件趣事，這是他從新聞協會的某位高官那裡聽來的：
有十位牧師拜訪一位主編，抗議他在頭版盡登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忽略更有意義的大事。這位主編的回答是：「這間屋有兩扇門。如果我告訴你，一分鐘之後，埃利奧特校長會從左邊的門進來，詹姆斯·J·傑弗里斯（美國重量級拳王）會從右邊的門進來，你們當中的九個人會看著右邊的門。」
這位官員由此娓娓道來：獲得世界冠軍的拳擊手要比一位大學校長有吸引力，是因為冠軍拳手喚醒了我們內心的原始慾望。美國的文明和文化仍然比較新，上面的油彩還沒幹呢——「僅僅幾個世紀之前，我們的祖先還是野人，每個人都為保護自己的女人、孩子和食物在和同伴打仗。」
不可否認，正是出於對觀眾「血腥審美」的某種迎合，許多大眾媒體更熱衷於描述死亡的過程與場面，而不是探究死亡發生的原因與意義。有些時候，甚至死亡的人數也是不重要的，比如，對於電視媒體來說，「鯊魚殺人」就要比「椰子殺人」更能吸引觀眾，因為它更刺激、扣人心弦，即使統計表明掉下來的椰子每年在全球範圍內導致的死亡人數是由於鯊魚襲擊而死亡的人數的15倍也無濟於事。
有這麼一個笑話：
布希與鮑威爾出席記者招待會。記者：「噢，見到你們真是我的榮幸。尊敬的總統先生，有什麼大事要發生嗎？」布希說：「我們準備槍殺四千萬伊拉克人和一個修自行車的。」記者：「一個修自行車的？！為什麼要殺死一個修自行車的？」布希轉身拍拍鮑威爾的肩膀：「看吧，我都說沒有人會關心那四千萬伊拉克人！」
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笑話，它在一種程度上揭露了現在傳媒在關注公共新聞時的顧此失彼，輕重難分。
為什麼伊拉克戰爭爆發時，許多人團坐在電視機前評頭品足、興奮異常？此時此刻，我們的心是否早已飛到了古羅馬的斗獸場？至少，在那裡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一樣相似之物——隱秘的嗜血的慾望。
角斗場上，角鬥士你死我活的打鬥，臣民歇斯底里的喊叫以及帝王為收穫民心而上下翻動的拇指，為我們見證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麵包與馬戲」、最精緻的「以死娛民」。有關這項「娛民政策」的最經典的旁白，莫過於影片《角鬥士》里的那句著名台詞——「羅馬的脈搏，不是長老院里的雲石，而是競技場上的黃沙。」
2004年夏天，我是背著這句台詞走進羅馬古城的，曾經旌旗獵獵的斗獸場此時早已倒在一片亂石之中，只剩下空空蕩蕩的「半壁殘酷」。然而，必須承認的是，在世界許多地方，由此衍生出的血腥屠戮並未完全銷聲匿跡。至少，從表面上看，西班牙的鬥牛表演仍在不停地揭開這道野蠻的傷口。或許是感受到了隨之而來的疼痛與恥辱，在今天的歐洲大街上，我們不時會看到一些赤手空拳、赤身裸體的反抗者，他們將自己打扮成頭上長角的「牛人」，在眾目睽睽之下，一邊抖動著胸前的「猛牛酸酸乳」，一邊高喊「要做愛，不要鬥牛」的口號。之所以裸體，是因為他們相信「鬥牛是殘酷的」這一真相是赤裸裸的。
據說，幾年前北京曾有意引進美式鬥牛和西班牙式鬥牛，在郊區建立一座亞洲最大、擁有數千座席的鬥牛場。這一無底線的拿來主義受到了許多有識之士的反對，因為「心理健全的人不應當以虐待動物為樂，一個文明的社會也不應當容許殘害動物的現象存在」。事實上，時至今日，由於遭受種種道義上的壓力，甚至連西班牙政府也在考慮建設「無鬥牛城市」。反對者同樣認為，這種把少數人的快樂建立在動物痛苦之上的血淋淋場面，與中國文化不符，更別說奧運在即。
不過，拒絕引進鬥牛場並不意味著中國就沒有類似的文化傳播。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以為，角斗場本是大眾傳媒最早的源頭或者形式。關於這一點，那些喜歡在電視里觀看拳擊比賽的人會有更直接的印象。由於中國沒有建立起必要的影視分級制度，在某種意義上說，電視已經變成了現代版「不設防的斗獸場」。打開電視，閉上眼睛，只需用耳朵去聽，相信沒多久你便會抓到那句哭哭啼啼、歇斯底里的台詞——「我要報仇！」
馬斯洛說，思想史就是一部說人性壞話的歷史。這一點似乎同樣表現在媒體的動機層次上，只有災難、驚心動魄的突發事件才值得關注，生活的光明面因此被忽視了。生活被簡化成一場決鬥，一場零和遊戲，一方是征服者，另一方是被征服者。一方大獲全勝，另一方就一敗塗地，就像那位躺在三維圖片里的可憐的女人，她栩栩如生地倒在地上，倒在「傳媒角斗場」里。
當報紙、電視與網路沉醉於這種對罪惡的描摹，新聞便成了人們每天必須經過的「殺人櫥窗」，其對暴力與血腥的過度渲染使人們漸漸失去了同情心，變得麻木遲鈍。閱讀竟然使人丟失了心靈，使靈魂失去了廟宇，這是多麼弔詭而失敗的現實！或許，這也是若干年來我一直喜歡鹿橋《未央歌》的最真實的原因——她不僅呵護了戰爭時期的愛情，更呵護了困頓中的人心。
談到新聞自由，最後需要補充的是卡爾·波普爾的一點憂慮。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卡爾·波普爾在《這一世紀的教訓》一書中說，新聞媒體是唯一沒有受到監督的力量，它因此必須接受審查，否則有可能造就第二個希特勒。這位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便以《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一書揚名的堅定自由派人士，在九十年代中期接受義大利記者採訪時反覆強調媒體審查的必要，這讓他的志同道合者覺得匪夷所思。緊隨其後，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在《關於電視》中對新聞記者在政經力量面前表現出的「自律」與默契表示了擔憂。當然，兩位學者主張的媒體審查，不是讓政府來管媒體，而是寄希望於社會監督與行業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