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採訪「哲學烏鴉」黎鳴老先生，他和我這樣談到四大名著：
中國人的四大名著是中華民族的「四大絕望」。《三國演義》說明了中國所有極權專制統治者的偽善、殘忍、兇狠。以曹操的名言為證：「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這是中國人普遍對極權專制統治者的深深的絕望。《水滸傳》說明了中國所有的官僚無不貪贓枉法，在中國這個「人」的世界，竟然毫無真理、正義可言。唯一的生存之路只能是「打家劫舍」，唯一的快樂也只能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這是中國人普遍對一切文武官僚的深深的絕望。《西遊記》說明了極樂世界在西方，而在中土，代表百姓的精明的猴子卻被埋在了「五指山」下，並不得不被戴上「緊箍咒」，讓他們的「頭腦」無法進行思維，逼迫他們遁入「空門」。這是中國人普遍對未來希望的深深的絕望。《紅樓夢》說明了兩千多年來中國文人的理想「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的可笑，儘管這個所謂的「理想」是如此淺薄，如此低俗，如此缺乏智慧，但即使如此，它也只能是一場溫柔的幻夢，一場「紅樓夢」。這是中國人普遍對自己長期歷史以來的生命價值、生存意義的深深的絕望。
雖然並不完全同意黎鳴先生的具體表述，但是他將四大名著歸為「四大絕望」的思路卻不失為分析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條非常好的路徑。而且，就我個人的偏好而言，四大名著也遠不是哺育文明的經典。至少，它們不是我心目中的好書，《紅樓夢》或可除外。
從《三十六計》到《三國演義》，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曾經經受了多少陰謀詭計！而這些陰謀詭計又通過書籍影響並教會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與人斗其樂無窮。儘管有浩如煙海的典籍，但像《呂氏春秋》那樣有思想有眼光的好書真是少得可憐，而在文學作品中，那些主人公的靈魂是多麼粗糙啊！至於我自己所受的熏陶，毫不誇張地說，在我人生成長的初年，我在國內沒有讀到過一本堪稱陶冶我心、助我成人的作品。所謂名著，概括特徵不外乎八個字：「少兒不宜，成人沒有。」直到有一天，我讀到了《約翰·克利斯朵夫》，正是這本書讓我在人生的危難之際脫胎換骨。
那麼，是不是這些小說都不成氣候便可以扔掉了呢？也不是。正如胡適先生當年所說，我們還是可以由著整理國故，並借鑒外來文化的精華，完成文明的再造的。而這方面，胡適先生也做了些嘗試。其中最有意義的一次，就是改寫《西遊記》。
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胡適曾和魯迅說過，《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即書中第九十九回，未免太寒傖了，應該大改一下才能襯得住一部大書。不過，雖有此心，卻因為無此閑暇，一拖就是十年。直到1934年，胡適終於騰出幾天時間，努力寫了六千餘字，把《西遊記》第八十一難重寫了一遍，並將它發表在當年7月的《學文月刊》上。
胡適改寫的《西遊記》第九十九回是「觀音點簿添一難，唐僧割肉度群魔」（見《胡適文集》卷五第338頁），僅從題目中便可以得知，胡適改寫的是唐僧如何割捨肉身以超度妖魔鬼怪的故事。短短一節，寫盡了慈悲、寬恕和犧牲精神，為地藏菩薩之「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作下完美註解。
唐僧在半空中看了那幾萬個哀號的鬼魂，聽了那慘慘凄凄的哭聲，他的恐懼之心已完全化作慈悲不忍之心。他想到今天說過的白兔捨身的故事，想到佛家「無量慈悲」的教訓，想到此身本是四磊偶然和合，原無足繫念。他主意已定，便自定心神，在石磴上舉起雙手，要大眾鬼魂安靜下來。
唐僧徐徐開言道：「列位朋友！貧僧上西天取經，一路上聽得紛紛傳說：『吃得唐僧一塊肉，可以延壽長生。』非是貧僧捨不得這副臭皮囊，一來，貧僧實不敢相信這幾根骨頭，一包血肉，真箇會有延年長命的神效；二來，貧僧奉命求經，經未求得，不敢輕易捨生。如今貧僧已求得大乘經典，有小徒三人可以齎送回大唐流布。今天難得列位朋友全在此地，這一副臭皮囊既承列位見愛，自當布施大眾。惟願各山洞主，各地魔王，各路冤魂，受此微薄布施，均得早早脫離地獄苦厄，超升天界，同登極樂！」
隨後，唐僧給弟子們寫了信，要他們把經帶回，廣度眾生。然後取出戒刀，不斷割身上的肉給群魔吃。群魔被唐僧的大慈悲感動了，相互之間非常禮讓，每個只吃一小口，所以妖魔鬼怪雖眾，卻全都吃到了唐僧肉。最後唐僧把身上割得下的肉都割剔下來了，只剩得一個頭顱，一隻右手沒有割。說也奇怪，唐僧看見這幾萬餓鬼吃得起勁，嚼得有味，他心裡只覺得快活，毫不覺得痛苦。就在此時，忽聽得半空中一聲「善哉！是真菩薩行也！」唐僧抬起頭來，只見世界大放光明，一切鬼魂都不見了，唐僧此時也出定了。東方滿天的紅霞，太陽快起來了。他伸手摸腿上身上，全不見割剔的痕迹……
關於改寫《西遊記》，我是相信胡適的判斷的。就好像如果沒有寬恕，《基督山伯爵》就只能是一部普通的俠盜小說；沒有胡適的「唐僧割肉度群魔」這一節，《西遊記》同樣愧為經典。事實上，也正是對這種犧牲精神的推崇，胡適認為「謀個人靈魂的超度，希冀天堂的快樂，那都是自私自利的宗教。儘力於社會，謀人群的幸福，那才是真宗教」。在胡適眼裡，這些宗教只是謀求個人靈魂超度的自私自利者，因為他們只為了追求自我精神的圓滿，而未能擔當任何社會責任。在我看來，如果一個人一生的目的只是為了死後能夠進入天堂，那他這一生，也只是「不爭人權爭鬼權」的一生。
有意思的是，在我整理虛雲老和尚的一些資料時，發現有一個說法，耶穌曾經隱匿三載，在印度學習佛法，受《阿彌陀經》的點化。先不論此說真偽，可以肯定的是，人類精神相通，世界上大的宗教，都是要教人自救與救人的。若非如此，定然是丟失了根本。難怪李敖在其小說《上山·上山·愛》中借主人公之口說出這樣的話：「真正的佛門信徒，當知真正的功德絕不在蓋廟斂財等謀求小集團的利益上，正相反的，真正的功德乃在捨棄這些，以利蒼生。……今天的所謂佛教徒，他們不知真正的佛教不在蓋廟建寺，而在大悲救世；真正的和尚不在古剎梵音，而在為生靈請命。」李敖在書中同時談到，「那些自以為等到自己先成佛道再回頭救人的人，其實是救不了人的，那些人啊，其實只是偽君子、假和尚、冒牌菩薩罷了。」我們常說不要絕望，其實「適度絕望」也未必都是一件壞事。一個人因為絕望於某些事情，無所欲求，反而能有所作為，這也並非無中生有。那些積極入世的宗教，主張「以出世的心情，做入世的事業」，何嘗不是「以絕望的心境，做有希望的事情」，或者說是「以解脫之心，謀解放之事」？
遺憾的是，中國出版界至今仍未出過一本胡適先生增補的《西遊記》。而在互聯網上，人們已經將孫悟空降妖伏魔的故事簡化為一個定理——「沒後台的妖精就地正法，有後台的妖精都被接走了。」
胡適先生的努力足以讓《西遊記》成為經典。讀者如果不嫌我小題大做，我也願意追加一點嘗試，為孫悟空橫空出世提點建議：孫悟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而是自己拿個鎚子鑿出來的，是一個將自己一點點鑄造成器的「self-made man」。
如此一來，在這部小說里，從孫悟空到唐僧，成人與成佛的答案就都有了。這樣的《西遊記》怎可能不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呢？舍此，《西遊記》在我心目中仍不過是一部關於一個癩和尚和他的一群保鏢的「西天曆險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