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宣稱「中國是一個複數」的時候，知道它不是一件壞事。大地繁花四起，社會日漸開放，人們各懷思想，各奔前程，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奮鬥。過去那個千人一面、萬眾一心的「克隆年代」已經不復存在。但另一方面，你又不得不憂心這樣一個事實，即社會交流已經越來越困難，很難見到有一個「中國共識」，或者這一代人的共同底線。
至少我是有這種觀感的。比如說，現在官方是一套話語，極端者如宜黃官員之「沒有拆遷，就沒有新中國」；民間是一套話語，最極端的莫過於「當官的沒有個好東西」。整體而言，官民之間的對立日益激烈。同樣，左派是一套話語，右派又是一套話語。左派與右派之間似乎也失去了就事論事的能力，他們互相引以為恥，互不往來。
許多人也熱衷於尋找與自己有著相同觀點的人一起喝茶聊天，但似乎只是為了取暖，為了共同嘲笑，而不是為了達成共識解決某個問題，甚至對此也不抱希望，因為有太多的失望，他們不相信自己的意見會被有執行力的人參考。
具體到媒介印象也是如此吧。即使是世界上最麻木的人，也知道現在互聯網與新聞聯播是渾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大家的分歧只在於哪個更真實。在政府與民眾之間，在左派與右派之間，在不同話語之間，沒有誰能夠依靠分貝來消弭分歧。
為什麼人們賴以交流的手段越來越發達，而交流的效果似乎越來越差？想表達、能表達的人越來越多，而願意傾聽的人越來越少。大家各說各話，每個人都在表達，又似乎都在自言自語。什麼也聽不見，什麼聲音都不再重要。即使社會層面達成了某種共識，如廢除拆遷條例，但是，在政府層面的推進卻困難重重。一個說「這個雞蛋不好吃」，另一個卻說「你還下不出來呢！」
這種糟糕並不止於交流無效。就像天鵝、梭魚和大蝦一起拉車，我們捲入了一場毫無建樹且曠日持久的消耗戰。
你是誰？是天鵝，梭魚還是大蝦？這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人都過得都十分疲憊，十分辛苦，沒有安全感。即使能朝著某個方向推動，也不過是個零和遊戲。在這種角力格局下，蠻力註定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會讓不受約束的政府為所欲為，讓已經積累的社會戾氣與日俱增。這樣的時候，我們真的需要停下來好好想想，需要坐下來好好談談，以求改變。因為在目前的壓力型政治體制下，無論體制內外，其實都是弱勢群體，都是具體的人。
2010年歲末的一個夜晚，剛剛結束一場讀書會。有個愛思考的學生對我說，「老師，這麼多媒體關注於建嶸，也不好吧？」於建嶸是當下中國難得一見的學者，在我看來，他的可貴與其說在於學術，在於演講，不如說在於對達成「中國共識與和解」的努力。他願意為了底層的利益向執政者宣講，其實他們同樣是不幸人群中的一員。想到這一點，我對學生說：「問題的關鍵，不是關注於建嶸的媒體太多了，而是在今天的中國，像於建嶸這樣的學者實在太少了。本來一個階層要做的事情，卻只有三兩個人在勉力維持，而且做成了近乎悲愴的明星，才是當下中國首先需要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