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思想國網站上設計了一個問答，「集中營是用來幹什麼的？」這是一個微乎其微的測試，但是我希望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分析。
相關留言林林總總。比如，集中營是「用來關押革命黨人的」，「用來上政治課的」，「關押被視為死人的人的地方」，「集中關押人的思想，扼殺每個人的幻想」，「集中營不過是把人生按了一個快進鍵而已」，「用思想體系殺人」，「孕育仇恨與敵意」，「讓活人變成殭屍的場所」，等等。
當說，上述回答各有精彩。不過，如果大家細心一點，就會發現多數回答都不約而同地「站到了施虐者的一邊」。我是說，答問者沒有從被囚者的角度來思考「集中營是用來幹什麼的」。而這一缺失，正是本文之關鍵所在。
或許有朋友會辯解說，「我們並沒有被關在集中營里。」顯然，這一解釋並不成其為理由。畢竟，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也沒有參與集中營的建設。
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如果我們將施虐者比作信息發送者，將集中營比作媒介，將囚徒比作信息接收者，那麼，只考慮施虐者「拿集中營做什麼」無疑是不全面的。就像我們被問及「報紙是用來幹什麼的」時，有人會站在發行商的角度說「報紙是來賣廣告的」，也有人會站在讀者的角度說「報紙是用來獲取信息的」。正因為此，我強調在回答「集中營是用來做什麼的」時，不能忽略被囚禁者的立場。
當然，有人會說，買報紙的人是主動的，進集中營的人卻是被動的。這種反駁無疑是有力的。然而，誰又能說我們不是在有限的選擇中最後被動地買了報紙呢？從某種意義上說，人生便是一種逆境，誰不是被扔到這個世界中來的？所謂「積極生活」，亦不過是超越了被動與困境，在別無選擇中積極選擇罷了。如果我們只是將集中營當作人生的一種境遇或人的條件，我們便更應該考慮在此環境中囚徒要做些什麼，而不是環境在做些什麼。
進一步說，面對「集中營是用來幹什麼的」這一問題時，如果我們局限於複述集中營的某種罪惡，以為這是它的全部，而忽略了囚徒的生活（信息反饋），那麼這種回答就是一種消極回答，至少它是不全面的回答。而這種被人們不經意間忽略了的「信息反饋」，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我把它理解為「在逆境中（積極）生活或抵抗」。
眾所周知，沒有反饋的傳播是不完整的，反饋使信息接收者變成了信息發送者，使受動者變成施動者。當這種反饋是積極的時候，我們可以將此解釋為人在接到源於逆境的改造信息後，開始以自己為信息源，試圖改造逆境。換句話說，在集中營里，囚徒變成了信息發送者，納粹軍警變成了信息接受者，此時，集中營變成了一種為囚徒所用的媒介。對於囚徒來說，從解碼到反饋（編碼），他至少有兩次積極生活的機會。
如前所述，從自由或人生的角度來說，無論生活在怎樣一個國家或時代，人的一生都像是在「集中營」里度過，集中營是人的境遇或條件。法國人說，「生命是一次沒有人能夠活著逃出去的冒險」，似乎也給我們的生活罩上了某種末日情緒——逃出去了也是死。然而，當我們試著樂觀地看待這一切，不難發現許多人仍然活著逃了出來。否則，為什麼每當我徜徉在巴黎的奧塞博物館裡，總能在《吃土豆的人們》裡面聞到文森特·凡·高先生的鼻息呢？當然，如你所知，這裡逃出來的不是肉體的凡·高，而是凡·高的積極生活。積極生活是凡·高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我關於這個世界的思考與寫作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樣。
盧梭雲，「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我的朋友黃明雨先生最近在給我的信里更進一步，「人心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肉體的枷鎖之中。」在我看來，人生不過是一次漫長的大逃獄。我之所以說它是一次大逃獄，是因為它實際上包含著無數小逃獄。關於這一點，或許我們更應該將敬意投向朋霍費爾先生那樣的人物，只有他在獄裡獄外，都能自由生活。朋霍費爾雖是個教徒，但他關心地上比關心天上多。他積极參与各種社會生活，冒險犯難，將宗教生活還原到人的內心。在納粹橫行時，朋霍費爾從美國回到了柏林，甚至參與了謀殺希特勒的行動。朋霍費爾是在盟軍解放的前幾天被絞死的。臨死前，同室的囚徒去向他道別，他說：「這個終點對我來說，是生命的開端。」殉道者的一生，一天一天，勇敢而平靜。
或許同樣是出於渴望自由的天性，我時常在平凡而蕪雜的生活中，留心搜集一些關於集中營或監獄生活的影片。儘管獄卒或軍警的惡行令人觸目驚心，時常撞傷我的眼帘，然而我真正關心的，是一個囚犯如何積極生活或抵抗。所以，在所有同題材影片中，《肖申克的救贖》更讓我心動與感恩。在我心中，這部電影甚至會讓《勇敢的心》變得黯淡無光。
由梅爾·吉普森執導並出任主角的《勇敢的心》取材於歷史，描述的是蘇格蘭民族英雄華萊士反抗英格蘭的殖民統治的英勇事迹。影片結尾，讓人無限傷感，英勇的華萊士高喊「Freedom」被殺了頭；《肖申克的救贖》敘述的則是一個入了冤獄的銀行家如何前後花了十九年的時間挖地道出逃的故事。從某種意義上說，場面宏大的《勇敢的心》敘述的是集體解放，明修棧道，終於功敗垂成；而《肖申克的救贖》敘述的卻是個體自救，暗渡陳倉，善惡有報。
談到個體自救，有人可能立刻會想到索爾仁尼琴的有關批評，「魚群從不會為反對捕魚業而集體鬥爭，它們只是想怎樣從網眼裡鑽出去。」當然，我並不低估散兵游勇的魚各自穿越網眼的價值。顯而易見的是，索爾仁尼琴的批評並不適合銀行家安迪——他出逃後不但沒有一走了之，而且撕破了整張漁網。
人類充滿艱辛勞苦，不時在希望中走向悲愴。從集中營到古拉格群島，不難發現，一個國家的群體解放若不是建立於個體自救與精神獨立的基礎之上，難免會將這場解放異化為在不同監獄之間轉移人民的遊戲。就像喬治·奧威爾筆下的《動物莊園》一樣，儘管拿破崙豬趕走了人，解放了曼納莊園的動物，宣布了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是用不了多久，有權有勢的拿破崙豬便會學人一樣直立行走、高談闊論，把曼納莊園變成一座「美麗新監獄」。事實上，從納粹覆滅到蘇軍進駐，東柏林人便是經歷了這樣一場「獄間轉移」。
「你們自由了，這是西德領土。」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當許多西方政治家與特工沾沾自喜，吹噓自己的貢獻時，柏林人卻置之一笑——對於他們來說，柏林牆見證的不是冷戰等宏大的字眼，而是數以萬計小人物穿越網眼的故事。從主觀上說，他們各救自身，但在客觀上卻起到了集體衝破漁網的效果。柏林牆之所以倒掉，是因為即使是那些實施「庸常的邪惡」的衛兵，都要跳到西邊去。如有論者指出，正是無數小人物以自己的生命和覺悟，書寫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傳說，而這個傳說的名字就叫「自由」。只有此時，你才能明白，人們對自由的追逐，不僅解放了被囚禁者，也解放了綁架者。對自由的追逐因此不是一場勝負歸零、你死我活的遊戲，而是尋求共同解放的偉大征程。在上帝死去之後，人因為對自由的求取與不懈的自救使自己成為神明。
德國影片《隧道》很好地還原了歷史。當無數家庭和戀人被柏林牆阻隔在自由與不自由的兩個世界裡時，哈里、弗里希、弗雷特、貝克等人為了把滯留在東德的親人帶到西柏林，在柏林牆下挖掘了一條長145米的地道。正是這種群起的、不約而同的自救，讓「有史以來的第一堵不是防範外敵，而是防範自己人民的牆」（肯尼迪語）變得千瘡百孔，弱不禁風。
「今天，我們都是柏林人」，肯尼迪的聲音猶在耳邊。同樣是今天，在柏林牆倒塌了十五年之後，當我再次路過柏林牆舊址，那片陰鬱的歷史早已煙消雲散，我所見到的只有舒適閑散的日常生活。當年崗哨森嚴、禁止偷渡的護牆運河上面，漂泊著幾艘銹跡斑斑的遊船，而運河兩岸，早已長滿了綠草鮮花。
有位叫楊篤生的青年，在聽說廣州起義失敗後給馬君武寫了封絕命信，然後跳江而死，胡適的朋友任叔永的弟弟也因為生活艱難投井。兩位青年的自殺，讓胡適感慨不已，「此二君者，皆有志之士，足以有為也，以悲憤不能自釋，遂以一死以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憫也。余年來以為今日之急務為一種樂觀之哲學，以希望為主腦，以為但有一息之尚存，則終有一毫希望在，若一瞑不視，則真無望矣。」胡適一生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他寫的蘭花草一詩，標題即為「希望」。
人，應該在希望中棲居。但是，為什麼我們總是習慣站到施惡者一邊去想集中營能做些什麼呢？相反，我認為人應該思考的是自己要做什麼，而不是逆境要做什麼。或許，這才是《肖申克的救贖》給予觀眾的最大收穫。「有一種鳥是關不住的，因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閃著自由的光輝。」一個熱愛自由與幸福的人，一個把自己的一生當作遠大前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