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暮春，我在家鄉參與籌建了一個圖書館，向社會募捐了不少圖書。我為什麼要寫作，我願意在一位捐贈者的留言中看到自己的志向：「其實文字秀美者眾，難得的是見識；見識明辨者眾，難得的是態度；態度端厚者眾，難得的是心地；心地溫暖，更需腳踏實地身體力行，方是做學問、求真理、提問解惑、治世濟人的書生。」
清晨，陽光照進世界的每一座廟宇。有個問題，多年來我一直沒有弄清楚：一個人如果有信仰，為什麼還會去信宗教呢？如果是因為沒有信仰而去信了宗教，宗教豈不成了信仰的替補品？但我知道我自己是有信仰的，我也願意吸收任何宗教信條中有價值的東西。我不相信上帝，我會想念他；我不信佛陀，我仍會想念他。而我的信仰，在心底，在筆端，從每日清晨寫下第一字的時候開始。我用文字禱告，我用文字誦經。我願意將我的生命託付給這一切。
一個寂靜的冬日，我在北京的一號線地鐵里捧書而讀，讀到封底上于右任給虛雲老和尚的評價，險些掉下眼淚。歸納起來，這個評價無外乎八個字：「入獄身先，悲智雙圓」。這不正是我理想中的人生么？我跑到哪裡去了？
回家後，我給自己換了狀態——「入獄身先，悲智雙圓。雖未能至，心嚮往之」。我無法像地藏菩薩一樣，修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決心，但在心底里，我是誠心誠意地希望自己能做過上一種慈悲而有智慧的生活，這是我人生的興趣所在。讓文字收藏我的生命和我想要的世界，也許才是我寫作的最大目的吧。
當然，「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只是內求的信念，是反求諸己，而非外求他人，更不是為了拉人入伙，便燒了他家的房屋，從此斷了他回家的念想。
同為科學家，是做捨生取義的布魯諾，還是隱忍苟安的伽利略，首先是個人自由。這方面，東德劇作家布萊希特已經通過他的戲劇《伽利略》寫下註腳。在伽利略因為「害怕皮肉之苦」而選擇妥協後，他的學生安德雷亞怒氣沖沖地質問他，「沒有英雄的國家真不幸！酒囊飯袋！保住一條狗命了吧？」而伽利略的回答是：「不。需要英雄的國家真不幸。」
不是么？今日中國，那些熱衷於將韓寒當作英雄來崇拜的人，無所事事的人，是否同時在逃避一個時代的責任？他們是否理解了托馬斯·潘恩在《常識》中所說的——「那些想收穫自由所帶來的美好的人，必須像真正的人那樣，要承受支撐自由價值的艱辛」？
以自由的名義，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主的生活；以生活的名義，誰也不要去鼓勵他人犧牲。勇敢也罷，懦弱也罷，背後都是個人有選擇如何生活的自由。事實上，雖然伽利略選擇了妥協，但他並不像有些人一樣，保全了生命，卻放棄了人生。他的行為後來得到了學生的諒解，在被軟禁的幾年間，伽利略完成了關於力學與落體定律的《對話錄》。他之所以堅持活下來，而不是做廣場上人人可見的犧牲，是因為他相信「即使手上有污點（即向教會懺悔），也總比兩手空空的好」；相信真理是時間的孩子，而不是權威的孩子；相信他今天種下一棵蘋果樹，有朝一日會有蘋果掉到另一個人的頭上。
綠樹紅磚，書聲琅琅。至今還記得年少時背誦「兩點之間，直線最短」時的情景。然而，當我檢視人類歷史的進階，由低級向高級之演進，卻是「兩點之間，曲線最短」，這也是伽利略的觀點吧。我中學有位老師說過「河流彎曲是為了哺育更多的生靈」，想來社會改造也是如此吧。是的，它發展得十分緩慢，簡直讓人無以忍受，可這種表面上的彎曲何嘗不是為照顧更多人的利益呢？暴力革命如瀑布氣勢磅礴，從天而降，飛流直下三千尺，但它不為任何人停留，只有雜訊而無營養。
自由在高處，也在你我平凡的生活里。那天下午，去參加一個聚會，見了一些熟悉卻未曾謀面的朋友，晚間又和一位心儀已久的同齡在另一場合不期而遇。這讓我想起回國後的一次次相聚，我很後悔幾年間沒有好好記錄下每一次聚會談論的內容。它們見證了這個時代的心跳與疑難，也見證了民情的糾葛與轉變。
再後來，我因《重新發現社會》去有「人間天堂」之稱的杭州參加《新周刊》的頒獎會，並且有了以下獲獎感言：「相信中國因有社會而有未來；相信我們每天的付出都有報償；相信我們的國家比我們想像的自由；相信大家一起努力，萬物各成其美；相信陽光如此美好，壞人也會回頭」。我同樣相信，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在困頓中前行的人們，將來總有一天會站在自由而幸福的彼岸會師的。我不要天堂，我只要底線。因為沒有底線，就沒有自由。
2010年12月19日，改定於西子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