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我的父親，一位憨厚而怯弱的農民，在我五歲那年，從生產隊給我買來了一支沒有花紋的鉛筆，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支筆，也是父親給我的最大恩情。寫到這裡，我差點要掉下淚來。還記得那個夏日的傍晚，我光著膀子，將鉛筆別在小短褲的鬆緊帶上，在村子裡四處炫耀。雖然那時還不知道這支筆對我意味著什麼，但我的確非常喜歡它，知道它很重要，並且感受到了它可能給我帶來的求知的樂趣。這也許就是人的天性吧，我天生好學，在我還未入學的時候，因為能做五年級學生給我出的數學題，而且喜歡眨眼，我已經是聞名於方圓幾里的小天才了。
我的樂趣並不在數學，而在語文。十五歲時，我上高二，在學校辦起了文學社，開始給各年級送一份由我親自刻寫油印的文學刊物。所以我一直說，在考上大學，提著筆杆子進城之前，我最初的想法是要寫詩歌或者小說的。那個年代，詩歌未死，烏托邦還在，小說依舊寄寓青春夢想。只是時光流轉，陰差陽錯，多年來我詩只寫了幾首，小說未著半字，評論倒是寫了一千篇。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近幾年，不少寫詩歌或寫小說的人也開始改行，該出手時就出手，做起了評論員來。這一切轉變，恐怕是中國這光怪陸離的現實，讓那些以想像為業的人對自己的想像力絕望了吧！人們時常感慨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化無窮，給了這個世界無以數計的神奇景觀。事實上，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也是如此傳奇，它的創造力已經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力。試想，在平常寂靜的午後，當你翻開書頁，怎會在某篇小說中讀到「躲貓貓」、「被自殺」、「牽屍談價」、「臨時性強姦」、「恨爹不成剛」等詭異的章節，猙獰的詩意？
和現實相比，詩人與小說家不但輸掉了想像力，而且輸掉了修辭的能力。難怪有人說，轉型期的中國不需要小說了，詩歌也一樣——現在需要的是評論。而我，正是在這一時代浪潮的推動下，並由著自己思考問題的樂趣，捲入到評論寫作中來的。
還記得十幾年前，我剛參加報社的工作沒多久，有機會開專欄寫評論。而我遇到的第一個難題便是領導之領導下達的小要求：「評論可以寫啊，但不能有觀點。」好在事在人為，這個「第22條軍規」並沒有完全阻礙我的成長。2002年，在大學畢業六、七年後，我辭去了第一份工作。回想那次辭職的過程，其間不乏惆悵與糾結。在此之前，因為希望報社能給我一個外派的機會，再加上日報是以日為工作單位，醒來就得繼續工作，不能對未來做一個很好的打算，為此蹉跎了不少歲月。直到一個清涼的夜晚，我下完夜班準備回家，就在我獨自走下報社大樓去開自行車鎖的那一剎那，像是突然被電擊了一樣。我聽到了一個發自內心的聲音：「嘿，你為什麼要在這裡等機會呢？你年輕，還有夢想，你能為自己決策。那個有決策權的你為什麼不給有夢想的你一個機會呢？你為什麼不讓他去試試呢？如果連你都不肯給自己機會，誰還會給你機會呢？」
是啊，我是自己人生的領導者，我不能因為不給自己機會而荒廢青春。那一刻，我找到了此前從未有過的清明與力量，做自己命運的主人，讓自己給自己機會。就這樣，幾個月內我很快辦完了赴法自費留學的手續。你得承認，對於一個農家子弟而言，這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少留學生都是父母大把大把給錢，而我在留學時還必須每年給鄉下父母寄一些錢，包括其間母親做手術的費用。不是說了嗎，我是家裡的「臨時政府」。當然，即使如此，日子過得還算寬裕。畢竟此前工作的幾年，我做過一些兼職，還有一些積蓄。雖然不是很多，但在這點上，我對原單位及曾經效力過的網路公司還是感恩的。我因此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財務自由，並且體會到了財務自由給我的人生帶來的便利。所以，當有的年輕人向我感慨不知道將來做點什麼時，我會給他們兩個建議：如果不想浪費光陰的話，要麼靜下心來讀點書，要麼去賺點錢。這兩點對你將來都有用。
臨行話別，報社有位兄長和我講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大意是在一個廣場上，人擠人，你不知道方向在哪裡，但如果你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就知道周遭的種種擁擠對你來說其實毫無意義。儘管我正是這樣做的，這段話似乎也只是為了表達對我辭職留學的贊同，但我不得不說，它對我很有啟發，彷彿為我的離職出走賦予了一種特別的內涵。這算是我現在談論的「自由在高處」的最早一點機緣吧。
喬布斯說，「你須尋得所愛。」這個問題在我少年時便已經解決了。我知道一生所愛，除了思考與寫作，我的生命別無激情。我需要尋找的只是一個更開闊的平台，打開自己的世界。而這一切，在我跨出國門後，都順理成章地解決了。從今往後，我可以為任何華文媒體寫作，接受他們的約稿。在身份上，我不再屬於任何一家單位，我感受到了什麼是「面朝社會，春暖花開」。更重要的是，我在空間上遠離了國家，在時間上找回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