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月28日北大南門，風入松書店《北大往事》發行式上，我正神氣活現上躥下跳圍著季羨 林先生拍照，突然腦後飛來一掌，原來是宣傳部趙老師，命我十天之內作文一篇，獻給母校 百年華誕。誰都知道我這人既無文采，更無寸箭之長可獻，上學時異想天開四處叫囂世界大 戰，只給國政系丟人現眼。環顧左右學長師兄，眾目睽睽已無法遁形，只好領命。可回家思 前想後搜腸刮肚，就是不知道如何下筆。
一直到現在，一想到北大我就餓，那時候每天晚飯吃五個饅頭還頂不到晚上十點，跑回 宿舍發現掛在床頭毛巾口袋中的饅頭被同屋的餓狼吃了，僅剩下搪瓷飯盆空空如也。於是我 自己也像覓食的猛虎悄然潛行，見別人桌上有什麼吃什麼，連大茶缸里的涼水也不放過。
現在的大講堂當時是大飯廳，名曰飯廳可整個飯廳連一張桌子都沒有。三千多人都蹲在 地上雞啄米般地進食，場面十分壯觀，遇有人行走飛沙走石拖泥帶水也沒人叫喚不衛生。大 飯廳西北角承受圓拱形大梁的柱子下磚頭掉了，露出一尺見方的窟窿，是我藏飯盆的地方。 那時大飯廳連存飯盆的地方都沒有，所有學生不知為什麼都用毛巾縫個口袋，裝上吃飯的家 伙，裝在書包里或提在手中叮叮噹噹地四處亂走。據說這源於大革命中的串聯，屬於我軍光 榮傳統。當時79級以上的學兄學姐大多上山下鄉經歷過大革命，令我們這些剛出校門的萬分 景仰。偏偏我們37樓432與434一脈相通是個大套問，烏壓壓12條漢子幾乎都剛離開高中不久 ，嘯聚山林與兄姐們分庭抗禮，自稱「西部財團」。為安定團結，系裡調了一位二十五六歲 的老大哥住到我的下鋪，加強黨的領導。
這老兄名叫王青松，來自河南信陽，原是地委機要幹部，現為我班團書記。舉手投足透 著重權在握的穩重，自然更讓我們敬重，乃至晚上我睡覺翻身都輕手輕腳心懷敬畏。
他也時不時地與民同樂，甚至和我們比賽俯卧撐，可總是不得要領有些隔閡。尤其是他 十分用功，每天後半夜方肯歸宿，磨磨蹭蹭弄上半天，洗臉燙腳悠然而睡，天長日久犯了眾 怒。先是有人在門框上放皮鞋、笤帚砸他，以後加碼到一盆涼水。人多勢眾爭強鬥狠，最終 將學校發給每人一個的12個方凳同時翻過袈48條腿一齊朝上碼在地上，我身居上鋪負責拆去 管燈憋火，黑燈瞎火摔他個鼻青臉腫，他也不急。
當時沈仁道老師還未調到北京市當政協主席，仍在國政系講《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他 講到選舉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偏巧這時團支部改選，各位同學半開玩笑地行使了一把民 主，不想真把他選下去了。事後我們都挺後悔，覺得玩笑有些過火。
幾年後，我分到政法大學教書，學校請來一位門徒200萬的石松大師傳授氣功，大師一口 氣下去從書記到校長上千人滿地亂爬。我聞訊忙背上相機趕去拍照，不料大師竟是王青松。 他站在台上高聲斷喝：「眾徒兒散開，來人是我同學。」還是那口信陽鄉音。言罷把我拉上 台握手擁抱，讓信徒們萬分羨慕，感動得我真想也趴在地上。
二
1979年，我是稀里糊塗進北大的，「師曾參之孝」全為我那九十多歲的爺爺。我爺爺兄 弟倆全是戊戌變法由秀才舉人搖身一變進京師大學堂的，爺爺的哥哥畢業於仕學館，爺爺畢 業於文科中國文學門。他教導我說凡是上過這所學校的人都勇敢誠實、科學民主、濟世救民 ……就是失業找工作也比別的學校畢業生容易。在爺爺高瞻遠矚的監督下，在填寫志願時我 寫上一句「服從北大分配」。其實當時我更想報考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像所有多夢的中學 男生一樣，幻想當個巴頓、古德里安式的坦克師長。為能和爺爺曆數的蔡元培、胡適、李大 劊、陳獨秀、毛澤東、魯迅兄弟攀上校友，我咬著牙進了北大。
開學頭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體到校園裡拍紀念照。
北大素有拍照傳統，六十多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創建中國第一個攝影團體--「光社」。 在未名湖南岸花神廟前，我們與長眠於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裡教 過新聞、用相機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歐戰成名的名記者蕭乾就是他的門生。 在北大37樓432宿舍的棉被裡，我用飯盆沖洗了平生第一個黑自膠捲。
在國際政治系，我始終算不上專心致志的學生，各種火炮的口徑、射速和發射方式遠比 種種拗口橘詐的政治辭彙更令我神往。歷史系羅榮渠、國政系王炳元的戰爭史我最感興趣， 偶爾還跑到紅山口的軍事學院去偷聽。好在北大民主科學、自由容忍，於什麼都沒人管，各 班沒有固定教室，更方便了我這樣不務正業的流寇四處亂走，邊走邊聽。
1992年在班加西，我與卡扎菲勾肩搭背，就是因為我在北大讀過他的《綠皮書》。天長 日久校園內漸有虛名，物理系79級一位姓黃的學兄慕名而來和我探討航空母艦的前甲板，力 學系去38軍坦克6師考察，也捎上我。儘管我也亦步亦趨跟在同學屁股後面鑽圖書館，可「其 東走者同，所以東走者異也」。拋開老師開的必讀書目，英國《簡氏武器系統》、《簡氏艦 船年鑒》等成了我的寵物，一套「時代--生活」出的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尤令我終生 難忘。我被歷史照片無與倫比的說服力所震撼，由此對課本中種種費解的闡述產生懷疑。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RObertcap）的戰地記者闖進我的生活。這位18歲 考人柏林大學政治系的小夥子一畢業就趕上納粹上台鎮壓學生，他身背相機逃往西歐，與海 明威並肩參加了西班牙內戰。二戰中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底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他的 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巴頓將軍……直到1954年在越南踩響地雷，還不 忘最後一次按下快門，含笑死去。
我把卡帕的好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詞抄在日記本上：「他 不僅留下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下一種精神。」
兩杯黃湯落肚，我總是產生我是卡帕轉世的錯覺，彷彿我真的經歷過卡帕經歷的一切， 連身上的臭汗也帶著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點千真萬確，我們倆都 在18歲進了名牌大學政治系，同樣狹隘自負，堅信只有相機才能記錄歷史。
三
1983年北大畢業，家住美國加州的二伯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毫不猶豫他說：「給我買 台好相機！」以後，我背著這台相機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學生。校長江平、黨委書記解 戰原看在校友面上對我照顧良多，而在校刊上不斷刊登我照片的編輯正是同年從北大分來的 校友查海生，以後才知道他就是著名詩人海子，1989年在山海關卧軌殉詩。
扭轉我教書生涯的是我和海子的同學，也是同一年從北大分到政法大學教書的沈紅，她 對我「痴迷的攝影癖」大加讚賞，建議我去投考新華社攝影部。與此同時，我考中了《中國 青年報）國際部。當時該報正籌辦《青年參考》，負責這件事的段若石正是比我高兩級的師 兄，同一個系的學生主考，我自然在應試者中穩拔頭籌。但我最終放棄了《中國青年報》， 因為我更想當「橫行世界」的攝影記者。我的同學穆曉楓當校學生會秘書長時，我給他當過 記者，由於痴迷攝影居然還當選為校學生會優秀幹部。他與我同學四年，堅信我有從事新聞 事業的勇敢誠實，而且生來一張直腸子驢才有的大嘴，最適合去新華社。
新華社攝影部一大幫正副主任中至少有三位北大畢業生，先民主後科學，最終面試猶如 王八瞅綠豆。一位姓謝的副主任還隨手送我一隻三條腿的泥蛤蟆，意在勉勵。主任徐佑珠則 一再把我投放到災難、探險、暴亂乃至戰火之中。
我以行動敏捷不畏刀劍日夜工作獨家新聞而屢受社長褒獎。後來才發現社長郭超人竟是 《精神的魅力》中「順」走北大一把鑰匙的北大學長。此後徒步長城、可可西里探險、秦嶺 追熊貓、神農架找野人處處離不開北大前輩。
1990年12月，海灣戰爭一觸即發之際，我單槍匹馬經伊斯坦布爾、安曼闖入巴格達。中 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神態凝重，正在屋頂上畫五星紅旗以防挨炸，對我的貿然前來並不歡 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東語系高材生的心情，他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個中國人的生命負責。 海灣危機以來，鄭大使已組織上萬人馬經約旦回國，而我卻逆人流而入給大使添亂。我現在 仍保存著一張攝自巴格達西北魯特巴的照片，一個直徑十多米的大彈坑旁，站著大使鄭達庸 、武官曹彭齡（東語系畢業）、武官助理李天天（法律系畢業）。
曹彭齡將軍不僅北大畢業，還是北大世家，其父曹靖華當過北大俄語系主任。將軍雖為 武人，可著作頗豐，這也許是家學淵源所致吧。戰爭中曹武官對我處處照顧，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