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兩千二百十五年祭
公元前二○七年秦亡，至今歲，兩千二百十五年矣！
漫漫歲月，滄桑變幻，人類文明在甘苦共嘗中拓展延伸，已經由我們在《大秦帝國》中走過的鐵器農耕文明，進境為工業文明與科學文明之交會時代了。然則，文明的進境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性，沒有改變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沒有改變人類面對的種種基本難題。人還是人，人類還是人類，國家還是國家，民族還是民族；貧困與飢餓依然隨處可見，戰爭與衝突依然不斷重演；先民曾經反覆論爭的人性善惡、法治人治、變革守成、貧富差異等等基本問題，並沒有因為工業與科學的出現而消弭。甚或相反，交通的便捷與信息的密集，使種種衝突更為劇烈，更為殘酷，更為多元，更為全面。我們在高端文明時代面對的基本問題，依然是先民在原生文明時代面對的基本問題。
我們的腳步，依然是歷史的延續。
回首歷史而探究文明生發演變之軌跡，對於我們這個五千年綿延相續而守定故土的族群，有著重新立定精神根基而再造高端文明的深遠意涵。對於在各種文明的差異與衝突中不斷探索未來之路的整個人類，有著建設性的啟迪。深入探究足跡漫長而曲折的中國文明史，其根基點，無疑在於重新開掘中國原生文明的豐厚內涵。
深刻認知我們這個民族在文明正源時代的生存方式、生命狀態及其無與倫比的創造力，並從高端文明時代應有的歷史高度，給予正確客觀的解析，方能如實甄別我們面臨的精神遺產，恰如其分地選擇我們的傳統文明立足點，避免將古老糟粕當做稀世珍寶的難堪與尷尬。唯其如此，走完大秦帝國的歷史之路，再解析帝國滅亡的歷史奧秘，清點帝國時代的文明遺產，並回顧我們的歷史意識對原生文明時代的認知演變，便成為重新開掘的必要一步。
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歷史意識已經長久地墮入了一種誤區：對繁雜細節的考據，淹沒了宏闊的文明視野；對具體事件的記敘，取代了高遠的剖析與甄別。年深日久，幾乎形成了一種怪圈：樁樁小事說得清，件件大事不明白。就事件的發端、經過、結局等具體要素而言，幾乎每一日每一事的脈絡都是清楚的，不存在諸多民族常有的那種動輒消失幾百年的大段黑洞。然則，對重大事件、重大人物、重大時代、國民精神、生存方式等等具有文明坐標意義的歷史核心元素的研究評判，卻始終不著邊際，沒有形成一種以國民意識體現出來的普遍認知。至少，在我們已經跨入高端文明的門檻之後，我們的浩瀚典籍中還沒有一部立足於文明史高度，對中國的傳統文明作出整體解析與評判的著作。作為中國原生文明時代的軸心，秦帝國所遭遇的歷史口碑，是這種褊狹的歷史意識浸漬而成的最大的荒誕劇。
我們每每驚歎於地下發掘的宏闊奇蹟。
我們常常麻木於文明開掘的精神再生。
追溯秦帝國的歷史興亡腳步，我經常不自覺地陷入一種難以言說的迷茫。埋首檢索那些汗牛充棟的典籍史料，我每每驚愕於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對於如此一個只要稍具歷史目光與客觀頭腦，便能評判其不朽文明價值的帝國時代，何以那麼多的歷史家學問家以及種種騷人墨客乃至市井演義，都充滿了怨毒的心緒，不惜以種種咒罵橫加其身？隋唐之後更是不分析，不論證，不甄別，凡涉春秋戰國秦之評判，大體皆統統罵倒。及至當代目下，仍有諸多學人秉承此風，屢屢說得口滑，言辭之輕慢戲侮幾近江湖套路，讀之既咋舌不已，又頗覺滑稽。
問題究竟出在了什麼地方？
何等歷史煙霧，使秦文明兩千餘年不為國人意識所認同？
這既是《大秦帝國》開篇序言提出的基本問題，也是這部作品在最後該當有所回應的基本問題。我力圖做到的，是以所能見到的種種史料為依據，解析國民歷史意識對秦帝國非議曲解的演變軌跡，並探究秦帝國滅亡的基本原因，發掘中國原生文明的精魂所在，對我所追慕的偉大的原生文明，對我所追慕的偉大的秦帝國，有一個誠實的說法。
是文為祭，以告慰開創華夏原生文明的偉大先賢們。
一、暴秦說 秦末復辟勢力的歷史謊言
秦帝國的驟然滅亡，是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勢一統天下，以變法圖強之志大規模重建華夏文明；使當時的中國，既一舉跨越了以奴隸生產為根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鬆散的邦聯文明，又一舉整合了春秋戰國五百餘年劇烈大爭所醞釀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規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創建了人類在鐵器時代最為偉大的國家形式，最為進步的社會文明。依照歷史的法則，具有偉大創造力的權力主體，其權力生命至少應當延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然則，秦帝國卻只有效存在了十二年（其後三年為崩潰期）。隨著始皇帝的驟然撒手而去，建成這一偉大文明體系的權力主體，也轟然潰滅了。
這一巨大的命運落差，給攻訐與謊言提供了歷史空間。
歷史的發展，已經顯示出固有的內在邏輯：權力主體的滅亡，並不等同於其所創建的文明體系的滅亡；權力主體在某個階段的突然沉淪，並不必然植根於其所創造的文明體系。歷史的事實是：作為文明建築師的秦帝國驟然滅亡了，秦帝國所創建的文明體系卻為後世繼承了；秦帝國政權因突發政變而突然崩潰了，其結局也並未改變秦帝國所創造的文明體系的歷史本質。
歷史的邏輯，已經包含瞭解析歷史真相的路徑。然則，我們對秦帝國滅亡之謎的歷史探究，兩千餘年卻一直存在著一個誤區：將秦帝國所創建的文明體系與秦帝國權力主體等同而一，論秦亡必以秦政為因，論秦政必以秦亡為果，以秦亡之速推論秦政之惡，以秦政之惡推論秦亡之速，互為因果，越糾纏越亂。由於這個誤區的存在，對秦亡原因之探究，長期陷入一種陳陳相因的主流定論：秦政暴虐，暴政亡秦。當然，這個誤區只是方法論意義上的誤區，是「暴秦」說的學理成因之一。兩千餘年來我們的歷史學家始終集中於孜孜尋求「暴政」依據，並無數次地重複這則古老的論斷，直至當代依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其中自然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暴秦」說其來有自，我們的梳理得從源頭開始。
對以秦政秦制為軸心的秦文明的評判爭議，其實自秦孝公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崛起時期便開始了。就總體而言，戰國時代對秦文明的評判是兩大主流：一則，是從制度的意義上，高度肯定秦國變法及其所創造的新型法治文明，並力圖傚法秦國，由此形成了以趙國燕國變法為代表的第三波變法浪潮；一則，是從施政的意義上，對秦國法治作出了嚴厲指控，其代表性言論是「苛法」說與「虎狼」說。在戰國時代，尚未見到明確的「暴政」說法。就根基而言，這兩種說法的根基點是不同的。「苛法」之說，是具有「王道」價值觀的守舊學派的一種政治評判。儘管這一評判具有守舊學派反對一切變法的特質，並不具有認真探究的客觀性，但就其基本面而言，尚是一種法治與政論的爭鳴，不具有總體否定的意圖。「虎狼」之說，則是山東六國基於族群歧視意識，在抗爭屢屢失敗之後，以仇恨心態發出的政治詛咒，實屬攻訐性的非正當評判，自不當作為歷史依據。
從基本面說，戰國後期的秦滅六國之前，天下言論對秦政的評判是積極認定的。最基本的依據，有兩方面。一方面，戰國末期兼具儒法兩學，且學術立場素來公正的荀子大師，對秦制秦政秦風素有高度評價。在《強國》篇中，荀子依親自入秦的所見所聞，對秦風秦政作出了最高評價：「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在《正論》篇中，荀子則對「治世重刑」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論證，實際是對「苛政」說的回應。荀子之說，沒有任何人提出反駁。另一方面，戰國末期「天下向一」的歷史趨勢日漸形成，「天下一統」的可操作戰略也由李斯適時提出。這種人心趨勢，意味著天下寄厚望於秦政，寄厚望於秦國「一」天下。如此兩個基本面充分說明：戰國之世對秦政的總體評判雖有爭議，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當然，這種肯定的後面，有一個最基本的社會價值原則在起作用：戰國變法只有秦國最成功，成功本身是「應時而變」的結果，是順應潮流的結果。在「求變圖存」與「大爭事功」成為時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個社會對一個獲得巨大成功的國家，是沒有指責理由的。
秦帝國一統天下後，輿論情形發生了變化。
變化的軸心，是關於恢復諸侯制還是建立郡縣制的大爭論。由這一大爭論生發開去，牽涉出對夏商周三代文明與秦帝國所建文明的總體對比，以及與之相關的總體評判。然則，這場大爭論及其餘波，仍然被爭論各方自覺限定在戰國精神所能容納的爭鳴之內：反對方並未涉及對秦政的總體指控，創新方也並未以對方對傳統諸侯制的讚美而橫加指責，更談不上問罪了。歷史聲音的突然變調，開始於「焚書坑儒」案之後。自儒生博士們紛紛從秦帝國廟堂「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