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的最後歲月，堪稱山東六國中最有型的一個。
即或是軍力最為強大的趙國，在護國之戰中也未能有一場足以令人稱道的勝仗。雖然，滅國之前的李牧軍曾兩敗秦軍，然敗非秦軍主力，且戰事規模較小，遠不能與楚國抗秦之戰同日而語。相比之下，楚國在最後歲月的兩次大戰實在是有聲有色。第一戰，楚軍以成功的防守反擊戰大敗秦主力大軍二十萬，追擊三日三夜不頓捨，攻破兩壁壘，殺七都尉，以最保守估計，秦軍戰死也當在七八萬上下（不包括傷殘）。此戰規模之大，超過了戰國中期六國合縱抗秦的最大勝仗——信陵君救趙之戰，更遠遠超過其餘幾次勝秦小戰，而當之無愧地成為戰國百餘年整個山東六國對秦作戰的最大勝仗。第二戰，秦以舉國兵力六十萬南進，楚軍以六十餘萬應戰，對峙年餘兵敗，堪稱雖敗猶榮。敗而榮者，一則，楚國在奄奄一息之時尚能聚結與秦國對等的兵力，形成戰國之世唯一能與長平大戰相媲美的平原戰場大相持，其壯勇氣勢可謂戰國絕唱；二則，國君力主抗秦而城破不降，統帥殫精竭慮而兵敗自殺，從來分治自重的楚國世族沒有出現一個大奸賣國者，凡此等等，皆有最後的尊嚴。
假如排除了種種偶然，楚國能否避免滅亡的命運？
這是一個歷史哲學式的問題，也是一個破解歷史奧秘的門戶問題。雖然有違「歷史不能假定」的規律而頗顯臆想色彩，但卻能引導我們穿過瑣碎偶然漫天飄飛的迷霧，走進歷史的深處，審視歷史框架的筋骨與支柱。假如楚王負芻更為明銳，假如項燕的「退兵淮南，水陸並舉而長期抗秦」的方略能夠實施，假如項燕擁立昌平君成功，假如楚國的封邑軍戰力如同主力大軍，假如戰場沒有大霧，假如楚軍糧草充足兵器精良，假如楚軍不退兵移營而繼續原地相持，假如項燕選擇了一條更好的退兵路線而不奔蘄縣，甚或，假如秦軍統帥不是王翦——楚軍能戰勝麼？楚國能保住麼？
不能。
為什麼？
首先，已經發生過的客觀的歷史狀態，是我們無法以任何邏輯分析所能取代的。這一狀態就是，楚國在最後歲月的種種努力，都已經在亡國危境的脅迫下達到了最大限度——種種掣肘減至最小，聚合之力增至最大；而沒有努力的部分，則是楚國已經無法做到的部分。正是這種「已經無法做到」的部分，做出了「不能」兩個字的回答。
那麼，這種已經無法做到的部分究竟是什麼？
就國家生命狀態而言，這種已經無法做到的部分，無疑是國家聚合力不夠。以今日話語說，戰時的國家動員能力，楚國尚處於較低水平。儘管以楚國自身的歷史比較，此時的國家聚合力已經增至到最大。然則，以戰國之世所應該達到的最佳國家生命狀態而言，也就是橫向比較，楚國的聚合力尚遠遠不足。具體說，與敵手相比，楚國的聚合之力遠低於秦國：廟堂決策之效率、戰敗恢復之速度、徵發動員之規模、糧草輜重之通暢、國家府庫之厚薄、兵器裝備之精良、器用製作之高下、商旅周流之閉合、民氣戰心之高下——凡此等等，無一不低於秦國。也就是說，楚國的國家聚合能力遠遠低於戰國之世的發達狀態。所有這一切，面臨存亡之戰的楚國已經無法改變了，更無法做到秦國那樣的最佳狀態了。所以，結局是清楚的：秦國可以在主力大軍一次大敗之後，幾乎不用喘息地立即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二次戰爭，而楚國一旦戰敗，就再也爬不起來了。
楚國起源於江漢山川，數百年間蓬勃發展為橫跨江淮以至在戰國末世據有整個南中國的最大戰國。而且，這個南中國不是長江之南，甚至也不是淮水之南，而是大體接近黃河之南。如此煌煌廣袤之氣勢，雖秦國相形見絀。然則，就是如此一個擁有廣袤土地的最大王國，其國力軍力卻始終沒有達到過能夠穩定一個歷史時期的強大狀態。戰國之世，初期以魏國為超強，中期除秦國一直處於上升狀態之外，齊國、趙國、燕國都曾經穩定強大過一個歷史時期，甚至韓國，也曾經在韓昭侯申不害變法時期迅速崛起，以「勁韓」氣勢威脅中原。
也就是說，在整個戰國時期，唯獨楚國乏力不振。戰國楚最好的狀態，便是虛領了幾次合縱抗秦的「縱約長國」。戰國楚最差的狀態，則是連國君（楚懷王）都被秦國囚禁起來折騰死了。除了最後歲月的迴光返照，楚國在戰國時期從來沒有過一次撼動天下格局的大戰，譬如弱燕勃起那樣的下齊七十餘城的破國之戰。
所以如此，根源便在楚國始終無法聚合國力，從而形成改變天下格局的衝擊性力量。楚國的力量，只在兩種情勢下或大或小地有所爆發：一種是對包括吳越在內的南中國諸侯之戰，一種是向淮北擴張的蠶食摩擦之戰。這就是之所以楚國已經逼近到洛陽、新鄭以南，而中原戰國卻始終沒有一國認真與楚國開戰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說，在北方大戰國眼中，楚為大國，完全不許其北上擴張幾乎不可能；而要楚國聚力吞滅哪個大國，則楚國也萬難有此爆發，故此無須全力以赴對楚大戰。當然，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秦國威脅中原太甚，山東戰國寧可忍受楚國的有限蠶食。若非如此，則很難說楚國能否在戰國後期擴張到淮北。
一個廣袤大國長期乏力，必然有著久遠的歷史根源。
我們得大體回顧一番對楚國具有原生意義的歷史發端事件。
楚國的歷史，貫穿著一條艱難曲折的文明融合道路。
楚，在古文獻中又稱為「荊」、「荊楚」。考其原意，楚、荊皆為叢木之名。《說文》云：「楚，叢木，一名荊也，從林疋聲。」又云：「荊，楚木也，從屾刑聲。」李玉潔先生之《楚國史》以為：「疋，人足也。如此論，則楚乃林中之人——古時刑杖多以荊木為之，故荊字從刑。荊、楚，同物異名，後又合而為一。」《左傳．昭公十二年》載楚大夫子革云：「昔我先王熊繹，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以及其餘史料都說明，楚人確實是在荒僻的荊山叢林草莽中拓荒生存，歷經艱難而發展起來的一個部族。
依據種種史料評判，至少從殷商末期開始，楚部族與中原王朝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融合，楚部族已經成為受封於楚地的殷商小方國。據西漢劉向《別錄》載：商末之時，楚人族領鬻熊曾與商紂臣子辛甲一起叛商，逃奔周地，且臣服了周文王。《史記．楚世家》則記載：「鬻熊子事文王。」也就是說，鬻熊當時接受的封號是低等子爵，尚很難說是諸侯之一。直到周成王時，楚部族首領熊繹才正式被周王室冊封。就其實際而言，則是周王室承認了事實上已經自立發展起來的楚人部族。其冊封確認的三件大事是：國之封地，楚；城邑（都），丹陽；姓，羋氏。自此，楚人具備了西周諸侯封國的三大要件，相對正式化地成為了西周諸侯。但是，由於楚部族封國的爵號仍然是很低的子爵，故很難與中等以上諸侯相提並論。《史記．楚世家》云：「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俱事成王。」
顯然，與魯國君主的公爵相比，楚國君主的子爵是太小了。
楚部族真正的飛躍，是周幽王鎬京事變後的熊通稱王。
當時，西周失國，平王東遷洛陽而東周伊始。這時，楚部族內部發生了一次兵變，族領蚡冒的弟弟熊通殺死了蚧冒的兒子，奪位自立為楚族君主。熊通極是強悍，全力整合楚地各部族，土地民眾有了很大擴展。在熊通即位的第三十五年，楚部族已經成為江漢山川的最大諸侯。於是，趁周王室東遷初定諸事尚在忙亂之機，熊通率軍北上，攻伐姬姓王族諸侯的隨國。隨國派出特使，指斥楚國征伐無罪之國。熊通全然不理睬，一戰便俘獲了隨國的少師（太師副手，此時當為隨軍主將）。隨國震恐，與楚議和。熊通只提出了一個條件：隨國必須上書周王，敦請周王提高楚族君主地位。熊通的口吻極具挑釁性：「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敞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也就是說，當今諸侯已經亂了，我楚有綽綽有餘的甲士，我也想試試中原國政的滋味，王室必須提高我的封號！隨國為免亡國，便代為上書周王，請尊（提高）楚之封號。其時，正是東周第二代王周桓王在位，周室尚有些許實力與尊嚴，聞此非禮僭越之請，立即斷然回絕了熊通的脅迫，不提高楚君封號。隨國將消息回報給熊通，熊通倍感屈辱，快快班師。謀劃兩年後，憤怒的熊通一言震驚天下：「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於是，熊通一舉自立稱王，史稱楚武王。
熊通稱王，開始了春秋楚國邁向大國的歷史。
須得留意的是，楚國撇開東周王室於不顧而自行稱王，在春秋初期是震驚天下的大事。歷史地看，這一事件對楚國具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其一，楚國自行稱王，意味著對當時中國禮法的極大破壞，由是開始了中原諸侯長期歧視楚國的歷史。其二，周王室斷然拒絕提高楚君封號，意味著對楚族自覺融入中原文明的拒絕，意味著無視楚族安定江漢的巨大功勳，激起了楚人部族的強烈逆反之心，由是大大淡化了楚國對中原文明的遵奉，大大減弱了自覺靠攏中原文明的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