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開始之後，根據考古學的地層學原理和同層出土的甲骨文以及其他商代器物，進而發現了商代的宮殿基址和陵墓等各種文化遺跡後，殷墟在考古學上作為商文化已成定論。既然商文化如此，那麼，文獻記載中的夏代文化是否也可以透過考古學找到呢？隨著學者們對考古的信心愈發增強，學術界也從幾個方面開始對夏文化的探索。
最早開始這個探索行動的，是少數幾位歷史學家。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他們從兩方面主動開始：一是在古代文獻資料上考訂夏代都邑的地點；二是在既定的地理範圍內，根據當時已經發現早於殷墟商文化的諸考古學文化中尋找夏文化。兩種方法的共同特點是，希望用田野考古資料去印證歷史文獻中關於夏的一些問題，這種方法的可貴和可取之處，在於脫離歷史研究只依賴文獻的羈絆，找到新的有效途徑——把歷史文獻和田野考古資料結合了起來，也就是王國維所謂的「二重證據法」。但是，由於當時的客觀條件還不夠成熟，他們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多偏重在地理的考證方面，而在考古學上只提出了一些假說，缺乏有力的論證，甚至出現了難以避免的錯誤。
所謂客觀條件不成熟，是因為中國考古學剛起步，田野考古資料匱乏，很多與夏文化有關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更沒有放射性碳十四現代定年技術的支援，無法知道考古遺址和考古學文化的準確年代。而在當時確定的商文化只是商文化後期，主要屬於晚商文化。同時所知比殷商文化更早的，主要是黃河上、中游的仰韶文化和黃河中、下游的龍山文化。
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歷史學家徐中舒和翦伯贊等人，推斷仰韶文化或者龍山文化為夏文化，而范文瀾在他主持編寫的《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中，提出龍山文化即是夏文化的學說，並利用龍山文化的遺物推測夏代農業和手工業的情況。由於已知的龍山文化在年代上比仰韶文化更接近夏文化，但龍山文化分布甚廣，所存在的時間又很長，范文瀾籠統地提出龍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學說，自然引起學術界的爭議。儘管如此，史學界對夏文化的探索，畢竟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可以說，這是繼王國維之後，又在結合古史與現代考古學上邁出了新的步伐。
一九五○年代之後，隨著考古學的飛速發展，新遺址接連不斷地出現，且不斷取得新的研究成果。特別是一九五○年代初期，河南鄭州二里崗商代遺址的發現，考古工作者根據地層關係和文化特徵的比較研究，確證了二里崗商文化早於安陽殷墟的商代後期文化，並把龍山文化與殷墟晚商文化之間的空白填補起來。也就是說，鄭州二里崗商文化已經接近或屬於早商文化範疇了。
繼發現鄭州二里崗早商文化遺存之後，又相繼在河南省的洛達廟、小芝田、新砦和鄭州南關外等遺址，發現了早於二里崗、晚於龍山文化的遺存。這些考古新發現無疑又為夏文化的探索者帶來了新的重要資訊。當時剛嶄露頭角的歷史學家李學勤，深入研究這些新出土的遺址和考古資料後指出：「在鄭州商族文化層與龍山文化層重疊時，其間每每夾有無文化遺物的土層，表明兩者不相銜接。在洛達廟、南關外、旯旮王等地卻發現了介於兩者之間的文化層，我們稱為『南關外期』或『洛達廟期』。它們更接近龍山文化，但有特異點，如南關外的棕色陶器、洛達廟期無鬲類空足器等。這兩期都早於二里崗下期，最可能是夏代的。」李學勤此時所指的「南關外期」或「洛達廟期」，正是後來被學術界當作夏文化探索主要對象的二里頭文化範疇，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這「最可能是夏代」的論斷，標誌著夏文化探索階段舊時代的結束和進入實質性探索的新時代的到來。
走向夏墟
當這個新時代到來的時候，一位在中國考古史上的重要人物，為夏文化的實質性探索掀開了輝煌的一頁，這個人物就是傑出的古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徐旭生。
現在要瞭解徐旭生一生的事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從考古學家黃石林為徐旭生所寫的傳略、可以看出大體的概況：
徐旭生，原名炳昶，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十日（清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八日）生於河南省唐河縣桐河鎮硯河村，一九七六年一月四日病逝於北京，享年八十八歲。徐旭生自幼生長於書香門第，從小受到古文化的薰陶，青年時代，就對中國古史產生了濃厚興趣，這為他後來進行古史和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基礎。
一九○六年，徐旭生肄業於北京豫學堂。這年冬天，考入譯學館學法文，於一九一一年畢業。一九一二年在彰德中學教算學和數學。數月後，考取公費留學法國。一九一三年春至一九一九年春，在巴黎大學攻讀哲學，一九一九年夏天回國。
一九二一年起，徐旭生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講授西洋哲學史，並著手翻譯威伯爾的《歐洲哲學史》。其後又與喬曾劬合譯波蘭作家顯克微支〔註一〕的歷史長篇小說《你往何處去》，這是該書最早的中文譯本。
〔註一〕顯克微支（Henryk Adam Aleksander Pius Sienkiewicz）：一八四六至一九一六，波蘭作家。由於「他史詩一般的作品表現出的卓越成就」，獲一九○五年諾貝爾文學獎。
一九二五年，任《猛進》主編。《猛進》是當時具有進步傾向的一種政論性的週刊。徐旭生在《猛進》上發表過題為《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氣》的時事短評，引起魯迅的重視。魯迅因而在《語絲》週刊上寫了《論睜了眼看》的文章，就此進一步展開論述。此後與魯迅建立了友誼，並經常通信評論問題。
一九二六年秋，徐旭生任北京大學教務長。次年，中國學術團體協會鑑於當權者對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無知和偏見，不惟不獎勵科學，且阻礙研究，於是提議組織起來，到各地蒐集材料，以為精深研究提供條件；對於外國人，願與協會真誠合作者表示歡迎，對於那些企圖進行文化侵略，攫奪科學材料的人，則予以拒絕，不使再溷吾士。抱著這種宗旨，經過一番鬥爭，才與當時已進入中國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合作，組成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由徐旭生任該團中方團長，開始在中國西北地區進行科學考察，之後並獲得重大學術成果。
一九三一年二月，北平師範大學與北平大學第二師範學院合組為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徐旭生任合組後的北師大校長。同年九月，「九一八」事變爆發，北師大師生熱烈地投入抗日戰爭。事變後兩天，徐旭生便會同北大校長蔣夢麟，並邀集北平各大學校長，舉行緊急會議。同日，又召集本校院長、教務長等，開緊急會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年十一月，親赴南京，請求增加北師大經費，當時的財政部部長宋子文拒不接見，徐旭生憤而辭去北師大校長職務。
自一九三二年開始，徐旭生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編輯，後改為研究員。一九三七年初，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改為史學研究所，徐旭生任所長。北平解放後，又任北平研究院代副院長，並開始潛心研究古史傳說，準備撰寫《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
當時，極端疑古派學者否定殷墟以前漫長時代的歷史。對傳說資料視若「腐朽」之物，或加偏見，或不引用。徐旭生撰寫這部書的目的則是力圖「矯正他們錯疑所不應疑的偏向，使治此段歷史的方法可以早入正軌，使夏及其以前的歷史，還其本來面目」。
徐旭生在書中回憶說：「我自一九二一年後在北京大學任教，當日我國的史學界受歐西科學的影響，對古史材料重新估價的口號高唱入雲，我個人也未能自外於時代思想的潮流。不過因為我在法國留學時學的是哲學，所以在北大教的總不出哲學史的範圍，對於歷史自身沒有時間向前深造。一九二三年前後顧頡剛、劉掞藜二先生，對於大禹是否為神，是否有實在人格的討論轟動一時，我對此問題雖也深感趣，但是因為沒有工夫蒐集資料，所以未能參加討論。當時史學界的普通意見似有利於顧氏，可是我個人雖對於他的工作有較高的評價，卻總以為他走的太遠，又復失真，所以頗不以他的結論為是。我當日覺得《尚書》中＜堯典＞、＜皋陶謨＞、＜禹貢＞等諸篇固然非當日的或離當日不遠的著作，是由後人的追記，篇首『日若稽古』四個字已經可以證明；但是他們的紀錄未必無根據，紀錄的時期最早或者可以溯到商朝。」
至於如何看待疑古派的是非功過，徐旭生指出：「近三年餘年（大約自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起至一九四九年大陸解放時止），疑古學派幾乎籠罩了全中國的歷史界，可是它的大本營卻在古史辨及其周圍。他們工作的勤奮是很可敬的，成績也是很大的，但是他們所用的治學方法卻很有問題。主要的，去世的張蔭麟先生已經指出，就是太無限度地使用默證。這種方法就是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對這一方法，法國史學家色諾波說得不錯：『現存之載籍無某事之稱述，此猶未足為證也，更須從來未嘗有之。故於載籍湮滅愈多之時代，默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