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陸盜墓發現的帛書老子及其年代的推定
一九七四年夏，日本宮川實藏教授訪問大陸，得知大陸最近盜掘古墓，曾在長沙郊外的馬王堆馱侯墓第三號墓中發現埋葬二千多年的帛書老子。這次發現的老子有兩種不同的抄本，一種字體近於篆隸之間，稱為小篆本，另一種是漢代通行的文字隸書本。就其書寫的字體及其保存的狀況（小篆本破損較多）來看，小篆本抄寫的年代似乎較早，但這種論斷當然不很可靠。
一九七五年十月報上曾刊出「大陸盜陵發現的失傳古籍」一文，報導大陸用史諱推定帛書老子的年代，結論是這樣的：
據稱甲本（小篆本）中使用（案：應作「不避」方妥）高祖劉邦之名，書體近篆，所以推定它是高祖治世期間（紀元前二○六——一九五年）或以前的抄本。至於乙本（隸書本）中已不用邦字，但卻有高祖之子惠帝劉盈的「盈」字，且書體近隸，故推定其為甲本時代以後之抄本，大約是在呂后及惠帝的治世（紀元前一九四——一八○年）的產物。
這篇報導對於漢墓埋葬的年代沒有任何的說明，同時對於漢代人避諱的原則也沒有提到，因此顯得這個推斷的結論漏洞甚多，決不能使人信服。比如說：
（一）漢代既然要避諱（如隸書本之避「邦」字），而小篆本不避劉邦名諱，那麼小篆本何能推斷為高祖時期的抄本？
（二）這座漢墓不知是葬於那一年，而小篆本不避劉邦諱，那麼小篆本何以不能推斷為高祖以後的抄本？
（三）小篆本不避劉邦諱，仍被推斷為劉邦時期的抄本，其唯一的可能性應是根據漢代人「臨文不諱、詩書不諱」的原則來推定的。但是抄寫小篆本的人如果在惠帝、文帝……時期，他也根據「詩書不諱」的原則來寫老子，那麼小篆本豈不又成為高祖以後的抄本了嗎？
（四）隸書本只避劉邦諱而不避惠帝諱，那麼隸書本何以不被推定為元、成、哀、平時期之抄本？
上述的疑問，當今年臺版帛書老子出版以後，我們才知道原來這座漢墓是埋葬於漢文帝十二年（西元前一六八年）的，因此這兩本帛書老子的抄寫年代，便只有被認為是秦至漢文帝時期的抄本了。
漢墓的年代既能確定，那麼帛書老子的抄寫年代問題就較為簡單。可惜臺版老子的「前言」及其書中所附的「帛書老子研究」所報導的結論居然自我前後矛盾，於是帛書老子的抄寫年代又變成一筆糊塗賬了。近年臺灣出版界一窩蜂的搶先搶快，「先出為利」、「先譯為快」，連學術研究的書籍出版也講求速度，像「速食麵」一樣，如此講求速度，長此以往，就像張系國在「過度論」裏所講的，你只好對他「莫法度」了。
在「帛書老子研究」之部份，曾經提到小篆本的破損折舊，不一定就表示它的抄寫年代在隸書本之前，因為小篆本放在墓中竹片上，而隸書本則收在漆盒中。因此只好用避諱情況來推斷其抄寫年代。其推斷的證據如下：（原文照抄）
（一）小篆本中所能辨得清的「邦」字二十個，在隸書中俱改為「國」字。漢高祖名邦，這充分說明隸書本寫者有意避劉邦的諱，而小篆本不避。
（二）漢惠帝名「盈」，文帝名「恆」，而「盈」字和「恆」字兩本都出現。小篆本「盈」字有九個，隸書本「盈」字也有九個。小篆本「恆」字有二十五個，隸書本「恆」字有二十九個。可見小篆、隸書兩本都不避劉盈和劉恆的諱。
根據上述避諱的證據，帛書老子抄寫年代的推測結論是這樣的：（原文照抄）
（1）隸書本有意避當朝皇帝的諱，是很明顯的，它獨避劉邦的諱而不避劉盈和劉恆的諱，可證它是劉邦稱帝，劉盈劉恆為帝以前抄寫。
（2）小篆本不避劉邦的諱，可證它是劉邦稱帝以前抄寫的。
這兩條結論，第一條較為可信，因為漢墓是漢文帝十二年埋葬的，而隸書本只避劉邦諱，不避惠帝、文帝諱，故此一抄本最大可能性是漢高祖時期之抄本。但是此處所分析的第二條結論問題最大，下文我們對於漢代人避諱的情況稍加說明，便知這條結論是決不可信從的。
二、漢代人臨文不諱、詩書不諱
小篆本帛書老子不避劉邦的名諱，那麼抄寫的年代有下列三種可能性：（1）漢高祖以前。（2）漢高祖時期。（3）漢高祖以後。為什麼有第二、第三種可能性呢？因為漢代人有「臨文不諱、詩書不諱」的自由。
胡適之在「兩漢人臨文不諱考」一文中曾經提出：兩漢的君主名字究竟是如何避諱的？當時尊重的禮經裏說的「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究竟能不能實行？後世的嚴格的避諱標準，究竟能不能適用到兩漢文獻的研究？近世學者曾試用避諱來考訂漢人作品的年代，這方法究竟有幾分可靠性？
根據胡適之的研究結論，漢代人的避諱原則，可以確定的有下列幾點：
（1）兩漢人確能「臨文不諱，詩書不諱」。
（2）兩漢人確能「不諱嫌名」。
（3）所謂不諱，謂「不諱見在之廟」。
（4）所謂不諱，並包見在的君主。
胡適之的結論和研究史諱的大宗師陳垣的結論是相符的。陳援菴在「史諱舉例」一書中詳論歷代避諱之通則及其寬嚴之限制。此書第八卷「歷代諱例」曾述論漢代避諱之原則，他的結論是：
史記、漢書於諸帝諱，有避有不避。其不避固有由後人校改，然以現存東漢諸碑例之，則實有不盡避者。大約上書言事不得觸犯廟諱，當為通例。至若臨文不諱，詩書不諱，禮有明訓。漢時近古，宜尚自由，不能以後世之例繩之。
於此可見漢代人避諱是相當寬大自由的。漢代人有「詩書不諱」之自由，故以史諱來推斷漢代作品的年代，往往是不可信的。胡適之在「易林斷歸崔篆的判決書」一文中，便提出了漢代不避諱的許多實例。他說：史記高祖本紀言「劉季」者非一，則固漢人所常言也。（日知錄集釋十八）這樣避諱作考證的方法，根本就不能用來考證兩漢文獻的年代。因為我們現在可以無疑的證明兩漢文人史家都有「臨文不諱、詩書不諱」的自由。史記周本紀有「邦內甸服，邦外侯服」，封禪書有「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此皆可證西漢不諱「邦」字，何況「季」字？史記又不諱「盈」字（惠帝名）、「恆」字（文帝名）、「啟」字（景帝名）、「徹」字（武帝名），漢書也屢用「恆」字、「啟」字、「徹」字。漢書不但不諱前漢帝名，並且不避「秀」字（光武帝名）、「莊」字（明帝名）。王充與班固同時代，論衡裏屢稱「莊公」、「楚莊王」、「莊子義」，是不避明帝諱。
胡適之、陳援菴詳考漢代諱例，對於漢代人「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之自由，證據如山。故小篆本不避「邦」字諱，遂遽而斷為漢高祖以前之抄本，是無法令人信從的。
三、漢諱與小篆本之抄寫年代
帛書老子不避漢高祖名諱，我們不能藉此斷為高祖以前的抄本。試舉漢代諱例以明之。四庫全書「漢隸字原考證」說
武梁祠畫像，金石錄但稱武氏，此題武梁，從隸釋也。考武梁碑立於桓帝元嘉元年，在明帝後，而畫像題魯莊公，不避明帝之諱。又有李善像，以後漢書獨行傳考之，善為東漢初人。則此祠乃武梁先世，非武梁也。
這是說：四庫館臣因武梁祠畫像有題「魯莊公」的，不避明帝（名莊）之諱，遂認為武梁祠立於明帝之前。此種錯誤之推斷，是不明漢諱疏闊所致。因此陳援菴便評說：
夫東漢碑不避「莊」字者多矣，而疑為明帝以前所立，甚不穩也。
又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三說：
李陵、枚乘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可知其為後人擬作，而不出於西京，
案：李陵詩「獨有盈觴酒」，盈字犯惠帝諱。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枚乘新詩「盈盈一水間」，亦犯惠帝名諱，故考據大師顧炎武判為偽作。容齋隨筆，野客叢書亦怪此詩認為是犯諱。其實這也是不明漢諱所致，故陳先生評說：
然以漢碑臨文不諱之例例之，不能遂斷為偽撰。
上述漢代人臨文不諱，詩書不諱的顯例，應該可以判定小篆本帛書老子不避漢高祖諱，是不能斷為高祖以前的抄本了。
臺版帛書老子「前言」說：「小本篆不避漢高祖劉邦諱，抄寫年代可能在高祖時期（西元前二○六——一九五年）或是更早。」
這個判決便錯誤的十分奇怪。因為這個判浹，似乎是已經注意到漢代人有「臨文不諱、詩書不諱」的自由。但是若說此人已留意及此，那麼為什麼他又排斥了小篆本有在高祖以後的惠帝、文帝時期抄寫的可能性呢？
四、結論
我們從漢代的文人史家有「臨文不諱、詩書不諱」的鐵證，說明了漢代人有不避諱的自由（上書言事者例外）。據此，大陸盜掘古墓所發現的帛書老子，如果要以避諱的情況來推斷它抄寫年代的話，其結論應該是這樣的：
（一）小篆本不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