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從高山森林到大海,從人間黑暗的小巷到浮萍蕭蕭的橫塘,我都找過。但是,雨,你這流浪的歌手,你這沒有影子的怪俠,今夜你究竟去了那裏。

大地皸裂,萬樹蕭蕭,百萬千花眼看就要萎化做一堆塵土。雨,你這大地之母,難道說你那雙黑夜「無明」的巨眼,也被科學工廠的怪煙薰成盲瞳了嗎?難道說人間空氣的污染,江河的毒黑,你也茫然沒有知覺了嗎?

雨,可憐的盲瞳!那人間小樓的燈光,還有那橫塘踽踽的萍兒,都在等待著你!於此,請讓我為你獻唱一首老歌(胡適之作):

賣藥遊方四十年,浮生浪說小神仙。

於今迴向人間去,洗淨蓬萊再上天。

在我的第二本文集將要出版的前夕,我的心情確是如此的沉重!尤其今夜我伏在窗前,檢點這三年來的舊稿,當我重讀李廣、李陵、魏延、華佗的悲劇的時候,我真想祈求上蒼來一場大雨,像天空缺了口那樣的一場大雨!

真的,二千年來,中國法家帝制流毒太深了!中國的百姓太世故、太鄉愿了。

前些日子,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談到中國歷史上法家政治的傳統(見本年一月二十六日聯副)時,他也極悲憤的引譚嗣同的話說道: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韓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

這實在是石破天驚的極高明之言。

在法家帝制高壓的統治之下,由於法家治術的陰柔周密,故明哲保身(大多是鄉愿)的中國人,遂在「忍」字上痛下功夫。故今天要談中國功夫,百般「忍」順實為最道地的「中國功夫」!就因國人鄉愿保身,「天人合一」,故在中國歷史上從來就不曾出現過什麼宗教革命、知識革命、工業革命、浪漫主義、理性主義等如火如荼的大規模的運動。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起伏,說穿了不過多是些饑餓的群眾受了野心家鼓動,才掀起的「饅頭運動」而已!試看中國歷史發展的曲線,從法家中央集權的秦朝到變本加厲、獨裁專制的清朝,其起伏就如饅頭形的丘陵一樣,絕無奇峰突起。這和文藝復興以後,西方歷史發展的曲線——為宗教而革命,為科學工業而革命,為民權的爭取而革命,為知識的進步而革命,其起伏如驚濤駭浪,兩者適成為最尖銳的對比!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之一絕!

我說這話,並不是在反傳統,我只是批評傳統,尤其是想指出法家在中國政治傳統中所創下的某些禍害。在法家的統治之下,你要說中國百姓「樂天安命」也好,你要說他鄉愿、世故也未始不可。紅樓夢就好比是一個專制王朝的縮影。於此我們不妨平靜的來想一想:自從劉姥姥來到賈府以後,究竟是那些不諳世務的千金小姐在嘲弄姥姥,還是姥姥嘲弄她們?這是明顯不過的例子,而劉姥姥的世故便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的影子。再說,錢穆教授在國史大綱裡面說:中國歷史的發展,簡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方東美教授在他的哲學三慧裡面也說:中國人的生命情調如明月簫聲,而近代西洋人則如晴天霹靂。這些話都可以為中國歷史發展的曲線作一客觀的旁白。

法家治術,除講求權、勢、術的運用之外,最厲害的一著便是愚民政策的法家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這是說:百姓只須知道政府的法令,此外便無須知識了。法家不要百姓有知識,廣大民眾得不到知識的啟蒙,基本人權之概念逐無法發展成為一套嚴密系統的知識。故中國人面對法家專制的反抗,往往都是「非知識性」的,或說是「非理性」的,由是大規模的知識性的運動無法形成。大學者如董仲舒面對法家專制,也只能以陰陽災異的神權來裁抑君權而已。明初的方孝孺是面對君主獨裁而有心收回民權的人,他的政治學說較有系航(參見沈剛伯:方孝孺的政治學說),但他被抄滅十族,可見知識性的反抗,即使是個人亦為法家所禁,況大規模的運動呢?百姓愚昧,真理難明,故中國歷代革命的檄文如陳琳討曹操的檄文,祖君彥討隋煬的檄文,駱賓王討武曌的檄文,宋濂北伐蒙元的檄文等,都是說受壓迫而革命,可是革命之後呢?卻不是知識上、制度上求進步,反而是每革一次命,皇帝的權力就增加幾分。直到近代滿洲努爾哈赤起兵,還以「七大恨」告天而革朱明的命,其思想之幼稚蒙昧如此!同時期的西方人卻早已為民權、為科學、為知識而革命的驚天動地了!

法家之專制,使家天下之思想根深蒂固。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可是中國由秦至清,二千年來皆是「大道之不行也,天下為私」!難怪陶淵明要嘆息著說:「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又說:「黃唐莫逮,慨獨在余」了。

中國人面對法家的制度,既無一套周密的思想利器可以制衡(儒家道家思想易流於鄉愿世故),故二千年來,士大夫以個人所作的非理性的反抗,史不絕書。就以本叢稿中所涉及的幾個歷史人物來說:李廣以自殺來反抗,李陵以逃亡匈奴、老死外國來反抗,都是「非理性的」。魏延以武力自衛,被抄滅三族。華佗被曹操捕殺的時候,以焚毀手寫的醫書來洩憤,靈樞素問,同歸塵土。這些都是「非理性」的反抗,由此亦可見法家不但摧殘文明,且威脅到人的基本尊嚴。二十世紀中國民權思想之落伍,科學知識之落伍,法家豈能辭其咎!

談到這裡,對於李廣和華佗之死,我想再補充幾句話。

關於李廣之死,也許還有人不相信他是為了反抗法家酷吏的迫害。因此我再舉一條史記上的證據。李廣有一次戰敗,被匈奴活捉,逃回以後,依漢法當斬,結果以有赫赫戰功而廢為庶民。廣平居無事,便到藍田南邊的山中打獵。天黑以後,就在田野烤肉飲酒,深夜才帶著隨從回家。路過霸陵亭下,亭尉以漢法不準夜行,便強留李廣宿亭下。李廣的隨從就說:「不是別人,是前李將軍!」那知亭尉大怒說:「今將軍亦不得夜行,何況前李將軍。」李廣怒甚,其後便藉機毆殺霸陵尉,並自動上書請罪。

這件事就表面看來,李廣違法殺人,實目無法紀。但須知法有惡法,何況專制之法!漢代遊俠朱家、郭解到處設法保全犯人,太史公稱揚說是「仁者有采」,可見李廣毆殺霸陵尉便是尋法家酷吏的晦氣,雖然其手段是「非理性」的!

類此情形,又出現在華佗傳上。華佗傳說: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便索火焚之。華佗只因沒有把曹操的中風醫治根除,便被曹操所殺,這不是專制是什麼?曹操是道地的法家執行者,故華佗的醫書,獄吏畏法不敢接受。而華佗的針灸麻醉獨步東漢,竟橫遭殺害,乃焚書以洩憤(其實大可丟在獄中)。這種反抗,又是「非理性」的!李廣等人對法家的反抗,都是「非理性」的,但表現得極有鋒芒稜骨,不愧血性漢子。然亦有些人被折辱得銳氣喪盡,其反抗則近於鄉愿矣!

明史上有一條這樣的記載:吳人嚴德岷因犯了朱元璋的忌諱,被黥面充軍。後來遇赦放還,布衣徒步,誰也不知他曾做過官。此人到宣德時期還活著。一天又因事被御史逮捕,跪在堂下供說他從前也曾在御史台勾當過公事,頗曉三尺法度。御史問他說做過什麼官?回說洪武時期的御史嚴德岷便是老夫!御史大驚謝罪。第二天親自登門拜訪,那嚴德岷卻早就挑舖蓋走了。後來有一教授和他喝酒,見他臉上刺字,頭戴破帽,便問說你老人家犯過什麼罪?德岷嘆息著說了一番,並說先時國法極嚴,做官的多半身家性命不保。說完,北面拱手,連稱「聖恩,聖恩」不已。

嚴德岷對朱元璋的諷刺,可謂入骨三分。但可怪的是這受盡折辱(臉上刺字)的老頭,到後來流落江湖餬口,竟也不曾在理性或知識上加以反擊。我想凡是看過明史的人,對於朱元璋的文字獄、瓜蔓抄,大概沒有不憤怒髮指的。而嚴德岷的態度,真道盡了中國人的鄉愿世故,各人自掃門前雪,中國怎能積極進步?

上述這些雜感,可以說就是「狂飇英雄的悲劇」這本書所能提供的主要概念。這些概念我用個人傳記的體裁來加以反映,因為這樣比較真實而不乏味。

此外,我在書中還談到漢諱的問題、日本國名起源的問題、「支那」語源的問題、華佗在中國科技史上的問題,以及蘇東坡念奴嬌詞「羽扇綸巾」的問題等,這些都談不上是學術上的什麼新見解,只是站在播種者的立場,把一些史學、文學、科舉上常見的問題,做一通俗的處理,以便於大眾傳播而已。我相信客觀知識的傳播,必能增加社會上理性的力量,促成社會的進步。

三四年來,承高上秦兄苦心鞭促,寒雨孤燈,冷月冥冥,個人之甘苦微不足道。草此數篇短文,聊酬天涯知己而已。

龍治記於盲雨樓六十五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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