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被曾國藩和胡林翼等中興名將們公認為是一個出眾的人才，否則，曾國藩絕對不會把自己辛辛苦苦創建的事業交給他繼承，何況他並不是湖南人，在眾多應運而生的俊傑中，曾國藩偏偏選擇了他，可見李鴻章的確有過人之處。
但是李鴻章在性格上也有重大的缺陷，這在前面已經說過，所以曾國藩才苦心孤詣地對他進行教育，直到他能獨當一面。李鴻章的一個重要缺點，就是圓滑有餘，誠信不足，這給他在人際關係中，特別是對外交往中，製造了不小的障礙。
容閎專門對李鴻章進行過評價，他說：「李文忠雖為曾文正所薦舉以自代之人，顧其性情品格，與文正迥不相忤。其為人感情用事，喜怒無常；行事好變遷，無一定宗旨。而生平大病，尤在好聞人之譽己。其外貌似甚魯莽，實則胸中城府甚深。政治之才，固遠不追文正；即其人之忠誠與人格，亦有不可同日而語者。設有燃犀史筆傳之，則其一生行為，如探海燈燭物，秋毫無遁形矣。」
歸結為一點，就是說李鴻章的道德修養遠遠比不上他的老師，特別是在為人不夠忠誠上，李鴻章仍然沒有改掉老毛病。
曾國藩針對李鴻章不夠忠誠這一缺點，在李鴻章剛到自己幕府時，就給了他當頭棒喝，告誡他為人要講一個「誠」字。即使當李鴻章創立淮軍，獨當一面時，曾國藩仍沒有放鬆對李鴻章的教育，不過這時發生了新的情況。李鴻章自己領兵後，是奉命救援上海的。上海當時是列強盤踞的地方，因此，與洋人打交道就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面對新情況，李鴻章不知所措。洋人是沒有開化的蠻夷，沒有文化，更沒有禮節，當然也就沒有信譽，和他們打交道，也用不著遵守誠信的法則。這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裡的洋人。李鴻章到了上海，也有這樣的考慮。但是曾國藩卻旗幟鮮明地教育他，無論是誰，都要講究誠信，「信即誠實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久，人皆信之，鬼神亦欽之。」「無論中國外國，無論古人今人，無論大官小官，有才無才，危急之際，言而無信，便一錢不值矣。」
在短短幾個月內，李鴻章就向曾國藩寫信請教了好幾次，而曾國藩也毫不厭煩地給他講解，真有苦口婆心的味道。
曾國藩始終堅持誠信的原則，在與外國交涉問題上更是如此，他曾說：「自古善馭外國，或稱恩信，或稱威信，總不出一信字。非為顯違條約，輕棄前諾而後為失信也，即纖悉之事，肇笑之間，亦須有真意載之以出。」
「信」字與「誠」字相通，曾國藩將「信」解釋為：信者，不偽不誇之謂也。同樣在洋務方面，曾國藩認為：「凡中外交涉之事，總以必誠必信為主。稍涉欺飾，為其所窺，則以後雖千言之實，不能挽回一次之虛。」又說：「唯洋務宜守條約，乃有準繩，不敢失信於外夷。平居無事，則大小各官勤廉自勵，求所以自強之道。久之政通人和，上下一心，正氣盛而邪氣自衰，外夷懾服，亦不敢多所要求也。」
曾國藩從當時清政府所處的實際環境出發，認為當時敵強我弱，所以在洋務中應委曲求全。他希望通過「誠」、「信」來取得外國人的信任，以保不再提出更多的、過分的要求。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曾國藩寫信給李鴻章，告誡他與洋人相處要以誠信相待，不要因小事兒滋生事端，曾國藩說道：「洋人近日如何？不至惱羞成怒否？吾輩唯諄戒各將士以忠信篤敬四字為主。為封疆將帥者，雖內懷勾踐棲會稽、田單守即墨之志，而外卻十分和讓。為中國軍民者，則但有和讓，更無別義。」
這年四月，曾國藩再次告誡說：「與洋人交際：曰言忠信，曰行篤敬，曰會防不會剿，曰先疏後親。忠者，無欺詐之心；信者，無欺詐之言；篤者，質厚；敬者，謙謹。此二語者，無論彼之或順或逆，我當常常守此而勿失。」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四月，曾國藩給郭嵩燾的信中也表明了這樣的觀點：「鄙人嘗論與洋人交際，首先貴一信字。」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給李朝斌的信中也說：「與外洋交涉，總以信字為重。該洋行倘如數賠償以後查出不值許多，將怨我之無信，愈難與之相處矣。」
曾國藩之所以有這種觀點，是認為「洋人最愛財利，最講交情」，只要信守承諾，不輕變更，就可獲取信任，相安無事。當時由於中西文化的差別，許多洋人認為中國人不講信用，曾國藩以信相待，確實減少了不少麻煩。
李鴻章與洋人交涉期間，各種事情都處理得比較妥當，這與曾國藩的教導是分不開的。從此，作為清政府的一個外交家，李鴻章逐漸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