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棉紡企業，與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局等新式企業一樣，也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棉紡織業的欺凌刺激下產生的。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前夕，機器紡織品在中英雙方貿易中地位並不十分突出。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棉紡織品在英、美等西方國家對華輸出的商品中日益佔據重要地位。由於外國棉紡織品侵入內地，中國棉紡織業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為數眾多的手工業者陷入破產或半破產境地。此外，西方列強還勾結買辦勢力，利用中國的原料和廉價勞動力，非法在中國設工廠，以獲更大利潤。針對這種危及中國輕紡織業生產的嚴酷現實，李鴻章越來越認識到與西方列強進行「商戰」的必要性。基於這種認識，李鴻章積極著手籌建上海機器織布局。
一八七九年初，中國近代第一家棉紡織企業——上海機器織布局，購買了虹口一家銀行的貨棧作為基地，著手興辦。李鴻章任命鄭觀應為會辦，唐汝霖、卓培芳、長康為幫辦。在籌辦過程中，因會辦鄭觀應挪用股本進行投機暴露，曾一度停頓。一八七九年秋天，李鴻章又委派浙江候補道戴景馮「就近兼理」上海機器織布局事務，委派吳仲春、龔壽圖兩個道員會同辦理。但由於這些人缺乏管理新式企業的經驗，在主持局務的一年時間裡，招股集資的工作毫無進展。
到一八九○年十月，李鴻章改派輪船招商局會辦之一的馬建忠接辦局務，允許他挪用仁濟和保險公司公積金三十萬兩作為周轉基金。馬建忠接任後，墊付舊款，添買新機，修造廠房，終於使上海機器織布局在經過十餘年的籌備之後開機生產。所用機器包括由英、美購置的軋花、紡紗、織布各機全套，紡錠三點六三五萬枚，布機五百三十台，僱傭工人約四千名。投產後，營業興盛，利潤豐厚。一八九三年十月，由於經營管理混亂，工廠失火，全廠被毀，在艱難中發展起來的中國近代第一座大型紡織廠毀於一炬。
上海機器織布局雖被大火焚燬，但它的豐厚利潤及與洋人爭利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吸引和促使著李鴻章重整旗鼓、繼續開辦的決心。經過一年時間的緊張籌備工作，一八九四年九月，華盛機器紡織總廠成立並部分投入生產，有紗錠六百一十五萬枚，布機七百五十架，工人四千餘人，規模比上海機器織布局更大。但由於商人不敢貿然入股，李鴻章只得動用官款加以扶持。從而使原來上海機器織布局那種官督商辦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逐漸轉變成官辦為絕對優勢的企業。一九○一年李鴻章去世之後，盛宣懷藉口華盛機器紡織廠虧本太多，要實行招商頂替，改名為「集成紡織總廠」，不久又改名為「又新紡織總廠」。所謂招商頂替，實際上是盛宣懷個人資本居多。至此，華盛機器紡織總廠由官辦又轉化為買辦資本性質的企業。
李鴻章倡辦、支持開辦的中國近代棉紡織業，不僅為二十世紀初中國棉紡織業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而且也表明李鴻章作為封建統治集團的一員，能夠在當時那種守舊氣氛相當濃厚的環境和條件下，比較自覺地引進西方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為促使人們進一步擺脫小農經濟、重農抑商觀念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由此，李鴻章在中國棉紡織業發展史上的功績是不可否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