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即陰曆甲午年，在李鴻章的政治生涯中，是一個帶有災難性的年頭。日本利用朝鮮問題，把缺乏警覺的李鴻章拖進了預設的戰爭陷阱。
甲午戰爭並不是偶發事件，而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當時日本大體上確立了以軍事工業和輕工業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並完成了針對中國的擴軍備戰計劃；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政潮迭起，局勢不穩。為了維持自身的統治地位和滿足地主資產階級對外擴張的需要，伊藤博文內閣走上了發動侵華戰爭的道路。
正當日本加緊準備侵華戰爭的時候，清朝統治層卻正在忙於內部權力之爭。一八八九年，光緒年屆十九，並已完婚，按照清朝慣例，已經成人，慈禧覺得不便繼續「訓政」，只得宣佈「撤簾歸政」，由光緒「親政」。所謂「親政」和「訓政」的不同處，只是光緒先看奏摺，然後再請慈禧懿旨。由於慈禧肆意干涉用人、行政大權，與光緒接近的朝臣未免憤憤不平，光緒也不甘心於傀儡地位，於是在光緒周圍逐漸形成一個並無正式組織形式的小集團，與集合在慈禧周圍的龐大官僚集團隱然相對。時人稱前者為「帝黨」，後者為「後黨」。帝黨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翁氏先後為同治、光緒師傅，歷任刑、工、戶部尚書和軍機大臣，是一個「尊王攘夷」論者。帝黨的主要成員是光緒的近臣和翁同龢的故舊門生，如珍妃、瑾妃的胞兄禮部侍郎志銳、珍妃的師傅侍講學士文廷式，以及經筵講席官李文田、侍讀學士陸寶忠；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鳴鑾，門生張謇，還有被稱為「後清流」的編修黃紹箕、丁立鈞、國子監祭酒盛顯、刑部主事沈曾植等。帝黨除翁同龢在政府中有相當權勢外，其餘無拳無勇，多是詞館清顯，台諫要角，議論風生，沒有實權。帝後兩黨都是封建統治集團，雙方矛盾的焦點是爭奪最高統治權。當然，帝後兩黨在內政外交政策方面也有革新與守舊、抗爭與妥協的差異。後黨以利祿籠絡李鴻章，企圖藉助淮系集團的軍事、政治、經濟實力，鞏固既得權勢。李鴻章雖然讚許帝黨革新內政的主張，但是既不滿於帝黨在「抵禦外侮」中「一意主戰」的態度，又鑒於後黨掌握著清政府實權、主宰著自己宦海浮沉的現實，因而傾向後黨。帝黨因無軍隊作支柱，積極籠絡湘系集團，而劉坤一等湘系首領基於同淮系集團爭奪權勢的需要，在政治上接近帝黨。
一八九四年是慈禧六十大壽之年。慈禧一心舉辦盛大慶典，藉以滿足個人虛榮心和擴大後黨權勢。從年初開始，慈禧就指派首席軍機大臣世鐸等「總辦萬壽慶典」，廣徵獻納，肆意揮霍，準備在生日那天，在頤和園接受百官朝賀，然後回宮。自頤和園到西華門，沿路搭建龍棚、龍樓、經棚、戲台、牌樓、亭座及點設其他景物，「以昭敬慎，而壯觀瞻」。她還「殊恩特沛」，用加官晉爵的辦法，籠絡親貴和文武大臣，封奕劻為慶親王，賜李鴻章三眼花翎，以下賞賜有加。慈禧的舉措，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帝黨的不滿。及至日本入侵朝鮮之後，帝後黨爭就因外交問題而日趨複雜和激化。
一八九四年三月，朝鮮南部爆發了「東學黨」起義，朝鮮統治者極為恐慌，請中國出兵助剿起義軍。日本政府認為這是發動侵略戰爭的好機會。為了誘使清政府出兵干涉，以製造侵略藉口，便通過日本駐朝使館翻譯官鄭永邦向袁世凱表示：「如果清朝出兵干涉朝鮮內亂，日本一定不會干涉。」這使得袁世凱堅信日本不會派兵干涉，從而一再致電李鴻章迅速派兵援朝。
六月四日，李鴻章又接到朝鮮政府關於「酌派數隊，速來代剿」的請求。於是李鴻章決定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統兵一千六百人進駐朝鮮漢城以南的牙山，會同朝鮮政府鎮壓「東學黨」起義，並按照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條約》由駐日公使汪鳳藻通知日本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消息。日本政府見清政府已出兵，便以「保護」日本使館和僑民為名，命第五師團大舉進入朝鮮，並於六月十日佔領了漢城。袁世凱針對日本同時派兵入朝的異常情況，電告李鴻章拿主意。這時李鴻章也看不出日本侵略的最終目的，寄希望於外交上解決，一廂情願地避戰求和，在軍事上防備考慮不充分。朝鮮「東學黨」起義被鎮壓後，李鴻章以「韓亂」已經平息，向日本提出中日同時撤兵。日本非但不允許，反而繼續增兵，一月之內派到朝鮮的軍隊達萬餘人，企圖發動侵略戰爭的陰謀已昭然若揭。李鴻章知日本居心叵測，只好一面電告中國駐朝軍隊：「日內外俱備，我備未齊，不宜先露心機。」一面緊張地進行外交活動，幻想西方列強尤其是英、俄等國出面調停，促使日本撤兵。日本則以默許英、俄等國的在華利益為條件，換取了列強各國在中日兩國衝突中採取有利於日本的「中立」立場。李鴻章的外交活動宣告失敗。
中日軍隊在朝鮮對峙，戰爭一觸即發。七月十二日，葉志超致電李鴻章請示是進還是退，並提出了上中下三個對策：上策為增加軍隊，準備同日本作戰；中策為自動撤兵，下策為坐守絕地。同時，李鴻章上奏朝廷，建議採取葉志超的中策，撤後，行文各國公使並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約，如彼不依，秋初再圖大舉。但「親政」不久的年輕皇帝光緒力圖有所作為，不同意李鴻章的建議，決定採取葉志超的上策，援兵朝鮮同日本作戰，並於七月十四日下諭令：「現在事機緊迫，著李鴻章速為籌備，先派一軍由陸路前往邊境駐紮，以待出發。」
李鴻章奉旨後，十分猶豫，電請養病在家的劉銘傳「督辦朝鮮軍務」，劉銘傳託病不出。此時光緒帝對李鴻章的遲疑態度極為惱火，於七月十六日又下了一道嚴諭：「責令李鴻章不可畏縮不出派，否則如果耽誤戰機，定治罪於他。」
李鴻章受到嚴斥，被迫無奈只好匆忙著手部署，分別由天津、旅順、奉天等地抽調總兵衛汝貴、左寶貴、記名提督馬玉崑、副都統豐升阿等軍一萬四千餘人，取道遼東過鴨綠江進軍朝鮮平壤，另由天津抽調仁軍、北塘兵二千餘人，取海道進援牙山，並派北洋艦隊的濟遠、廣乙、威遠三艦護航。七月二十五日，日本聯合艦隊在豐島海面偷襲中國護航的海軍船隻，並擊沉運兵船高昇號，不宣而戰。二十八日夜，日本陸軍又偷襲牙山清軍，在成歡接仗，清軍大敗。八月一日，光緒皇帝正式頒布宣戰上諭，甲午中日戰爭於是全面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