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健將張佩綸對李鴻章說：「能柔朝鮮而不能折日本，非盟主也。」李鴻章在朝鮮和日本問題上所扮演的正是這類角色。
朝鮮一直是中華帝國的藩屬國，同中國保持著良好的關係。清政府也一直重視朝鮮，因為朝鮮是距離北京最近的鄰國。如果朝鮮發生事變，直接影響著大清帝國的安危，正所謂唇齒相依，唇亡齒寒。
一八六八年，日本歷史上一名傑出的天皇——睦仁登基。睦仁就是中國人熟悉的日本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有著強烈的海外擴張傾向，就任伊始，他就宣稱要「開拓萬里之波濤，宣佈國威於四方」。睦仁天皇所說的「四方」，最鄰近的是朝鮮、大清（當時最主要的是台灣及澎湖列島地區）。
當時，日本的國力還不足以與大清抗衡，因此，對大清帝國還不敢不敬。但對朝鮮，日本人的態度就是另外一碼事了。
首先，是所謂的「文交」。一八六八年年底，日本派出使臣帶著一份「國書」，興致勃勃地去朝鮮，一是向朝鮮人通報「日本內政改革情況」；二是表示想建立友好邦交關係的願望。
日本人的這種用意應該不壞，但在那份「國書」中，有一段話讓朝鮮人看了極不高興：「愛我皇上登極，更張綱紀，親裁萬機，欲大修鄰好而貴川之於我也，交誼已尚矣，宜益篤懇款，以歸永好，萬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誠意也。」
日本人稱，在明治天皇剛剛登極之際，舉國上下，百廢待興。明治天皇不顧日理萬機之疲睏，念念不忘與鄰居各國重修友好關係，可見其對搞好鄰國關係的重視。日朝兩國的友情雖然已很不錯，但還應該更上一層樓。
日本人在這段話中，兩次提到他們的皇上。他們恐怕不知道，這就觸犯了朝鮮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經。朝鮮政府一直比較守舊，他們除了承認大清國有皇上之外，其餘大小諸國誰都不要在朝鮮人面前稱皇上。而且，日本人與朝鮮交往的文書中，一直沒有用過「我皇上」這個詞。這在朝鮮人看來，也是「有違舊例」的。因此，朝鮮人決定拒絕接受這份「國書」，也不願意接待日本的使臣。
朝鮮人的這一舉動令日本人極其尷尬，通報內政改革情況，簡直成了自作多情，致使日本社會各界對朝鮮產生了一種怨恨：什麼「有違舊例」？是不是有點不識抬舉？但對日本人的怒不可遏，朝鮮人一點也不含糊！朝鮮人不僅不怕打仗，而且常打勝仗：一八六六年，法國人藉口朝鮮人反對傳教士傳播「文化」，挑起了與朝鮮的戰爭，但結果被朝鮮人打敗；同一年，美國人也氣勢洶洶地想在朝鮮半島上搶得一塊立足之地，結果也被朝鮮人打退；此番小小日本——一個實力遠不如美國和法國的「蕞爾小邦」，朝鮮人哪把它放在眼裡？
日本人碰了這一鼻子灰後，並沒有氣餒。在兩年後的一八七○年，日本先與大清政府搞「邦交正常化」，遣使修約——《中日修好條約》，約定「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接著，日本人又派了一個名叫「佐田白茅」的外交官出使朝鮮，結果再次遭到朝鮮人的拒絕。
這一下，日本的面子算是被掃盡了。難道朝鮮人比大清國人還傲慢？部分日本人嚥不下這口氣。
佐田回國之後，即向政府上書，稱朝鮮認為日本的「國書」出現「皇上」，即是對他們的不敬，難道日本人必須要「敬」他們？反之，他們對日本人的「不敬」就是應該的？佐田說，朝鮮人「知守不知攻，知己不知彼」，「固隨傲頑」，沒什麼了不起，不用武力征服它，「則必不為我用也」，主張「征韓」，而且佐田還說，出兵「征韓」有利可圖，雖然發動戰爭需要經費，但不出五十天，這筆軍費就能奪回來。他認為朝鮮是個「金穴」，糧食也很多，「一舉拔之，征其人民與金谷」，實在是「富國強兵之策」！佐田還分析說，現在出兵朝鮮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認為，四年前法國和美國在朝鮮吃了敗仗，這兩個國家不會就此罷休，俄國人現在又把軍隊開到黑龍江口了，也想來吃朝鮮這塊肥肉；日本再不下手，這塊肥肉就會被別人叼走了。最後，佐田得出結論說：「滿清可交，朝鮮可伐，呂宋（今菲律賓）、台灣可唾手而得。」
可見，以佐田為代表的日本強硬派不僅藐視朝鮮、呂宋，就連大清國也不放在眼裡，他們毫無顧忌地談論著奪走台灣的事。這是一種典型的「黷武主義」論調，在當時日本國內受到緩進派的嚴厲批評。
其次，日本人對待朝鮮的態度就是「武攻」。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日，日本海軍少佐井上良馨帶領一艘軍艦駛至朝鮮江華島附近，在這裡測量海口，以作戰備之需。
接著，日艦靠近江華島，放下小艇，準備派士兵去島上取淡水。這時，守衛領海的朝鮮軍隊發現日艦已侵入朝鮮境內，並發射大炮，向日軍提出警告。日本人聽見炮聲，立即還擊，將岸上朝鮮人的炮台擊毀，並衝上島嶼，攻城燒殺。朝鮮軍民傷亡慘重，但日本只有兩人受傷。這就是「江華島事件」。
日本蓄意製造江華島事件，就是「誘導朝鮮開化，使朝鮮屈服，並予吞併」的藉口。
「江華島事件」發生後，日本軍艦很快回國，日本政府為此發佈公報，稱日本軍艦在經過朝鮮附近準備去大清時，遭到朝鮮人的突然襲擊，日本人準備登陸詢問原因，結果遭到朝鮮炮火更為猛烈的轟擊。日艦迫不得已，進行還擊，並於次日登陸，佔領了朝鮮人的炮台，繳獲了朝鮮人的器械，其間，兩名日本水兵受傷。
這一公報發表後，部分日本人再也忍不住怒氣了，呼籲日本立即出兵朝鮮。其中有個名叫「木戶孝允」的向政府遞交申請，要求自任使臣，前往朝鮮「探詢原因」。木戶孝允在申請中說：如今朝鮮人向日艦開炮，事實上，是已經正式與日本人開戰了。但考慮到多種原因，日本人不便立即動武：朝鮮人一直奉行大清國的正朔——年號紀元與大清國一致，兩國關係如何，日本人暫不清楚，對「江華島事件」，日本人可以先派使臣赴大清詢問底細，將事件的始末詳細向大清政府作匯報，如果大清政府能本著朝鮮是其「邦屬」之國的意願，「代我責罪」，批評朝鮮的行為，並責令其向日本帝國道歉，妥善處理好此事，那麼，日本人可以適可而止；如果大清政府不願意「居中代辦」，那麼，日本就可以自行處理。怎麼處理？首先是責成朝鮮承擔責任；如果朝鮮方拒不承擔責任，那麼日本人定當問個水落石出，日本人應審時度勢，出兵一事，應慎重考慮。
木戶孝允的主張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持，並付諸實際。後木戶孝允因患病而未能成行，日本政府領事派遣另一名使臣赴朝鮮交涉此事。同時，派遣外務少輔森有禮赴大清，探詢大清態度。
一八七六年一月，森有禮到達北京，與總理衙門奕訢等進行洽談。當時雙方爭論的焦點是中朝宗主藩屬關係問題。森有禮斷言朝鮮之為中國屬國，「徒空名耳」，否認《中日修好條規》適用於朝鮮事務，企圖「在與朝鮮直接交涉之際，杜絕中國方面的干涉」。奕訢則表示「朝鮮為中國所屬之邦，與中國所屬之土有異，而其合於修好條規『兩國所屬邦土不可稍有侵越』之言者則一。」坐鎮津、保的李鴻章，密切地注視著中日會談，總理衙門也不時地「抄示往復議論朝鮮節略」。李鴻章認為日本對於朝鮮，以議和為名，實則備戰，而朝鮮並「不願議和，誠恐釁端已兆」。他既看到朝鮮「不足以敵日本」，《中日修好條規》無法束縛日本手腳，日本侵佔朝鮮使中國「有唇亡齒寒之憂」，又不願傚法明朝李如松抗日援朝故事。他建議採取「息事寧人之計」，勸誘朝鮮忍辱負重，允許日本「通商往來」，以期「暫弭兵釁」，避免中國捲入糾紛。
一八七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李鴻章在保定會見了森有禮。森有禮專程拜訪李鴻章，是想「復申各說」，通過李鴻章影響總理衙門，打破談判僵局。李鴻章接見並宴請了森有禮。森有禮絮聒不休，聲稱「國家舉事，只看誰強，不必盡依著條約。」李鴻章針鋒相對，指出「恃強違約，萬國公法所不許。」森有禮堅持強權的邏輯，而李鴻章卻迷信「萬國公法」，殊不知「萬國公法」並不能制止侵略者「恃強違約」。森有禮還否認朝鮮為中國「屬國」；李鴻章駁斥說：朝鮮「奉正朔，如何不是屬國」？他倆關於朝鮮是否中國「屬國」的爭論，其實質是西方殖民觀念與東方封貢觀念衝突的反映，是日本企圖排擠清朝勢力、打開侵略朝鮮的通路和清朝方面為維護宗藩關係、防止日本侵略朝鮮的鬥爭。森有禮在「酒酣面熱」時，曾說「取了高麗有何益處？」李鴻章乘機對他曉以利害，並揮筆疾書「徒傷和氣，毫無利益」八個字送給他。森有禮再三央求李鴻章轉商總理衙門，設法勸說朝鮮接待日本使臣。事後，李鴻章果然不負所託，向總理衙門詳細地報告了與森有禮會談的情況，並建議「將奏請禮部轉行朝鮮一節作為收場，以示格外和好，藉答來意，而略緩其逞強黷武之心，更於大局有益。」
由此可見，李鴻章對於朝鮮，既抱住所謂宗主權不放，又對日本侵略採取「息事寧人之計」，其結果勢必引進日本侵